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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物法若干问题分析

刘建昆


黄德林等著《自然遗产保护法研究》，第十章

　　一 法、德、日以及台湾地区法学界对公物的界定

　　公物又称公产(domainepublic)，最早出现于法国行政法学。法国的法律一般将行政主体的财产区分为公产(也称为公物)和私产(也称为私物(domaineprive))，前者受行政法的支配和行政法院管辖，后者受私法的支配和普通法院管辖。1法国学者通常从比较的意义上把握公产的概念。19世纪时，法院认为只有供公共直接使用的财产，如交通大道、可通航的河流才是公产。20世纪初，奥里乌和狄骥提出除公众直接使用的财产外，供公务使用的财产也是公产。法国这种区分公产与私产的做法保障了公众自由、平等、安全、免费(或低费)利用公众用公物的权利，提高了公物的利用效率，对整个大陆法系国家行政主体的财产管理制度产生了深远影响，并使公物法成为大陆法系国家行政法的重要组成部分。

　　德国、日本以及我国台湾法学界也对公物的概念作了相关界定。

　　德国行政法学上，公物是指经由提供公用、直接用以达成特定公目的，适用行政法特别规则，而受行政公权力支配的物。这些公物常常冠以公共设施之名，以达成社会、文化和经济方面的目的，可分为广义上的公物和狭义上的公物。广义上的公物指国家或自治团体直接或间接供行政目的使用的物，法律上称为公物或官产，包括财政财产、行政财产和共用财产。狭义上的公物则指上述行政财产和共用财产，不包括财政财产在内，这一点与法国的“公物”范围相当。同时还包括“广义公物以外的物”，如私人士地划为要塞、租用私人房屋为办公处所等也属于公物范畴。

　　日本在明治时代引入了德国的理论。日本学者一般认为，公物是指国家或者公共团体直接为了公共目的而提供使用的有体物。他们将公物概念做了最广义、广义、狭义的理解。最广义的公物是指国家或公共团体等行政主体直接或间接提供公用或公共用的物，包括行政财产与财政财产。广义的公物则指以公共行政目的的实现为设定前提，直接供公用或公共用的物，即仅限于行政财产。狭义的公物是指直接供公共使用的公共用物。广义的公物概念是学界通说。

　　台湾学界对公物含义的理解与日本相近，也分为最广义、广义、狭义三种。台湾普遍采纳的是，公物系指“行政机关遂行行政任务所提供的公物，包括直接供一般人民通常利用或特别利用之公共用财产”。

　　在我国大陆地区，公物仍然是一个学术意义上的概念，而非实定法上的用语。但我国的一些法律、法规却有许多有关公物的规定，如宪法、公路法、铁路法、土地管理法、煤炭法、电力法、邮政法、城市规划法、军事设施保护法、国有企业财产监督管理条例等等。这些实定法为研究和分析我国的公物理论提供了丰富的现实基础。

　　尽管各国学者对公物的界定存有异议，但总的来说他们得出了可以成为公物的物的一个共同特点，就是它们的目的都是直接服务于公共利益。但并非直接服务于公共利益的物都是公物，根据德国学者的意见，一项财产构成公物必须要具备两个要件：实体要件和程序要件。实体要件是共同利益功能和适用公法规则；程序要件是行政主体通过附加的形式上的意思表示和该财产被投入使用。4单有实体要件而没有程序要件，是不能充分解释公物的法律地位的。因此，对于那些属于私人所有的公园或者博物馆，尽管私人也可以将其提供给公众使用，但如果行政主体没有通过行政行为或者合同的方式在这种财产上设立供公共使用的使命，那么这种财产也不能称为公物。此种情形下，私人财产所有者如何管理其财产以及是否淮许公众利用其财产，并不受公物法的调整。因此，综合各国学者观点以及我们日常生活中对公物的理解，笔者认为对公物应如此定义：所谓公物，是指直接服务于公共利益，并处于行政主体支配下的财物。

　　二 公物的具体范围

　　人们对公物的理解仍停留在直观的印象上，如道路、河流、绿化场地、体育设施、学校、医院、花园等。事实上，随着社会的发展和进步，过去未能纳入公物范围的私物、曾经不具有财产价值的有体物以及人们没有意识到的无体物，都可能逐步纳入到公物法调整的范围。以下我们从三个方面来描述公物的具体范围：

　　一是作为传统公物的有体物，包括动产与不动产。在法国与日本的传统行政法上，“公物是指国家或公共团体直接为了公共目的而提供使用的有体物”6。因此，传统公物的范围一直只是限于有体物，如上面所提到的街道、道路、广场、河流、绿化设施、体育设施、学校、医院、铁路、有轨电车、电信设施、邮政设施、广播设施、行政大楼、港口、公园、堤坝、剧院、寺庙、图书馆、博物馆等，而不包括无体物，如无线电波、空气等。

　　二是随着现代经济与科学技术的发展而需要纳入公物范畴的新型公物，如行政信息、无线电波、因特网上资源、环境等。是否将无体物作为公物，取决于归类的意义，如果无体物具有公物的本质特征，那么就应将其归入公物的范畴。事实上，进入现代社会以后，认为公物只能是有体物的传统观念已被打破。如德国行政法理论和实务上就普遍放弃了《德国民法典》第90条所要求的实体特征，把领空、开放型海洋(在海岸线范围内)以及电流等认定为公物。同时，德国的其他一些法律规定也显示出，即使是非实体性的物也应纳入到公物的范围中，如根据《德国长途公路法》第1条第4款的规定，公路上方的空间也属于交通道路的组成部分，因而被置于公共用途之下。

　　三是因扩张传统的财产概念而相应予以扩张的公物，如全民所有的知识产权、经营许可证、公共职位、国家科研项目等具有财产价值的公权利。将具有财产价值的权利视同财产，以获得宪法和法律的保护，是德国与美国等西方发达国家出现的一种新现象。以德国为例，德国基本法所保护的财产权的范围是逐步扩张的。如果按照历史发展阶段来对德国基本法所保陈的财产权加以分类，可以分为三代：第一代是传统的防御性权利，主要是防止国家对动产、不动产、知识产权的侵犯；第二代是20世纪以来出现的劳工福利以及集体谈判权；第三代则是当代出现的分享权，即公正分享自然资源、国民产值，并在健康的环境下和平生存的权利。因而德国基本法保障财产权的重点已经从过去的“负向防御性权利转移到正向的福利和分享权利——例如廉价住房和免费教育权”。

　　三 公物的分类

　　根据不同的标准，公物有不同的分类方法。根据使用主体的不同，可以将公物划分为行政用公物与公众用公物；根据公物是否系人为所造，可以将公物划分为自然公物和人工公物；根据所有权的不同，可以将公物划分为国有公物、集体公物和私有公物；根据公物的管理主体与所有权是否归属一致，可以将公物划分为自有公物和他有公物；根据财产性质的不同，可以将公物划分为动产公物和不动产公物。

　　根据我们日常的思维，参考台湾大学廖又生教授在其《从公物的观点论图书馆馆藏设备之维护》一文中以内部利用(公务利用)和外部利用(公众用物)两大方面来论述图书馆公物利用关系的方法，9笔者主张对公物进行如下分类，即以行政主体为参照物，将公物分为内部利用的公物和外部利用的公物。

　　第一，内部利用的公物(也即行政使用的公物)：

　　内部利用的公物仅限行政人员为执行职务而使用，原则上无涉外关系存在，但有时也有供公众使用的例外，方式有私法使用和公法使用。

　　私法使用：在不妨碍公务的范围内，与私人订立契约，允许其使用公物。如将政府办公楼的一部分出租给外人使用。此情形发生类似租赁或承揽关系，将来如有争执，应立于私法地位适用民事法律解决。

　　公法使用：公众使用公物是机构执行职务的辅助手段。如民众到图书馆办理借书证、阅览证等，应归于公法关系。

　　第二，外部利用的公物(也即民众使用的公物)：

　　外部利用的公物的利用关系根据是否需要经过特别许可分为两种情形：一般使用和特殊使用。
江苏苏威尔软件工程有限公司与吴某等侵害商业秘密纠纷上诉案

唐青林


一、案件来源
南京市中级人民法院（2004）宁民三初字第254号、江苏省高级人民法院（2005）苏民三终字第063号判决书。

二、案件要旨
《劳动法》、《劳动合同法》等法律法规中都对用人单位与劳动者之间关于商业秘密保护的内容作出了有关规定。企业和劳动者可在劳动合同中约定与商业秘密有关的内容，但该约定应符合公平原则，且应对劳动者做一定的补偿。劳动者违约给企业造成经济损失的，劳动者应负赔偿责任，其新的用人单位对该违约，即获取、使用商业秘密负有责任的，也应承担连带赔偿责任。

三、基本案情
2002年5月，原告苏威尔公司和被告吴某签订劳动合同，约定吴某在苏威尔公司从事教学用具制作工作，工资为每月1000元，合同期限为2002年4月1日至2003年3月31日，合同中含有保密条款。2003年1月1日，双方再次签订劳动合同一份，约定吴某在苏威尔公司从事中学物理探究仪器开发工作，并服从公司其他工作安排，工资为每月1000元。双方还约定：“乙方（吴某）必须遵守苏威尔公司员工手册和公司规章制度，乙方在公司任何开发产品、专利均属公司发明，乙方必须保守甲方（苏威尔公司）的商业秘密，否则须承担泄露甲方商业秘密所造成的一切法律责任和经济赔偿责任；离开公司后一年内不得从事与苏威尔公司相同的业务”。合同期限为2003年1月1日至2003年12月31日。在2003年12月上述合同到期后，吴某在2004年1月至8月期间，以工资的名义继续从苏威尔公司领取每月1000元。
2004年8月底9月初，在山东省青岛市召开的山东省第一届教学仪器设备展示会（以下简称“山东展示会”）上苏威尔公司和被告金陵公司的有关实验仪器曾进行过同时展出。9月6日，吴某代表苏威尔公司参加了山东展示会，期间曾坐在过被告金陵公司的展台内，与金陵公司有所接触。
后苏威尔公司以吴某、金陵公司侵犯其商业秘密为由，向南京市中级人民法院提出告诉。法院查明，苏威尔公司的《小学教育系统》共列出仪器名称和探究课题35项，金陵公司相对应的共列出30项，除省略的5项外，两者相同；苏威尔公司的《中学教育系统》共列出仪器名称和探究课题55项，金陵公司相对应的共列出49项，除省略的6项外，两者相同。
另查明，2004年2月，苏威尔公司的报价单中已列出了《小学现代教育科学探究实验仪器系统》和《中学现代教育科学探究实验仪器系统》（以下简称“《小学教育系统》和《中学教育系统》）的报价，分别为55000元和78000元，但上述报价单并未详细列出仪器的名称和构造。另外，苏威尔公司主张商业秘密的“超级碰撞球”等实验至少在山东展示会之前的文献中已有记载。

四、法院审理
南京市中级人民法院认为，原告苏威尔公司没有充分举证证明其《小学教育系统》、《中学教育系统》中的单个实验仪器经过其工业化设计，具有领先性和创造性，也未举证证明上述系统是其从大量仪器中选择而成，因此不能证明上述信息是其经过创造性的劳动，从而形成具有不为公众所知悉、能为权利人带来特殊经济利益的商业秘密的特征。同时，苏威尔公司也没有充分证据证明吴某与金陵公司建立了劳动关系、金陵公司的系统方案与其系统方案绝大部分相同，以及吴某和金陵公司在山东展示会上有较紧密的接触。因此，原告苏威尔公司的诉讼请求不能成立。法院最终判决驳回苏威尔公司的诉讼请求。诉讼费也由苏威尔公司承担。
判决后，苏威尔公司不服，向江苏省高院提起上诉，请求撤销一审判决，判令两被上诉人赔偿损失5万元并承担一、二审全部诉讼费。其上诉理由为：上诉人苏威尔公司的两套系列产品属于商业秘密的范畴；两被上诉人间存在劳动关系；当事人曾共同作出“双方产品相同”的认定，而法院却予以回避；系统设计方案含有创造性智力劳动，上诉人已提供了一定证据予以证明，法庭应该以该领域的普通技术人员的标准判断和裁量，而不应片面强调上诉人的举证责任等。
吴某和金陵公司则答辩称：苏威尔公司主张的信息不构成商业秘密，吴某和金陵公司也没有劳动关系，请求驳回上诉。
江苏省高院审理后认为，本案二审争议的焦点为：
一、关于苏威尔公司的《小学教育系统》和《中学教育系统》及其中单个仪器的工业化设计是否构成商业秘密。
第一，关于两套系统中单个仪器的工业化设计。苏威尔公司主张单个仪器的工业化设计构成商业秘密，但其只泛泛提及材质、尺寸、重量等工业化设计中的基本概念，未能说明哪些仪器有其独特的工业化设计以及该工业化设计的具体内涵，甚至没有提供任何相关证据证明其进行了工业化设计，因此其所称的工业化设计的秘密性无法认定。
第二，关于两套系统本身。苏威尔公司称其经过广泛调查研究，付出了巨大的人力、物力及财力从大量仪器中选择出了构成该两套系统的仪器，其后还采取了合理的保密措施进行保护，故该两套系统符合商业秘密的构成要件。但苏威尔公司既未提供证据证明其为了研制该系统作出的投入和创造性劳动，也未能对其遴选和组合的具体内容作出明确的说明，因而不能排除该系统产品只是对已有仪器的简单罗列。由于针对同一实验课题而设计、开发出的同类仪器数量有限，从事教具开发、制作的企业针对我国中小学物理教学的需要，从现有仪器中进行选择而推出的系统产品，由于利用的资源相同、针对的消费群体相同、目的相同，因而系统产品在客观上存在相似甚至相同的可能性。金陵公司销售的产品中，针对小学部分有30项，针对中学部分有49项，分别比苏威尔公司的两个系统产品少了5项和6项，除数量不同外，两者选用的仪器相同。在这种情况下，苏威尔公司认为两者不可能存在“偶然撞车的可能性”，实际上是主张其系统具有较高的创造性，对此其应该提供足够的证据予以证明，但苏威尔公司未能就此提供相关证据，也未能作出令人信服的说明，故应承担对其不利的法律后果。因此，苏威尔公司认为其两系统本身构成商业秘密的主张，法院不予支持。
综上，苏威尔公司认为其《小学教育系统》和《中学教育系统》及其中单个仪器的工业化设计构成商业秘密的上诉理由缺乏事实依据，法院不予采纳。
二、关于吴某和金陵公司侵害苏威尔公司商业秘密的主张。
苏威尔公司的产品在2004年9月初山东展示会上已公开展示，而其提供的证据只能证明吴某于2004年9月6日参加了山东展示会，并坐在金陵公司展台内，据此只能认定吴某与金陵公司于2004年9月6日开始有接触，但没有证据证明二者在此前也有接触，更没有证据证明二者早有劳动关系。故即使苏威尔公司的系统产品构成商业秘密，其认为吴某将该所谓商业秘密泄露给金陵公司，也因缺乏证据而不能成立。因此，苏威尔公司认为吴某、金陵公司侵害其商业秘密的上诉理由不成立，法院不予支持。
综上所述，江苏省高院作出了驳回上诉，维持原判的二审判决。

五、律师点评
本案中，苏威尔公司和吴某签订劳动合同，在合同中约定了吴某必须遵守苏威尔公司员工手册和公司规章制度，在公司任何开发产品、专利均属公司发明，必须保守苏威尔公司的商业秘密，否则须承担泄露商业秘密所造成的一切法律责任和经济赔偿责任，且在离开公司后一年内不得从事与苏威尔公司相同业务等内容。那么，《劳动法》、《劳动合同法》等相关法律法规都对劳动关系中发生的员工对企业的保密义务、竞业禁止义务等作出了哪些规定，商业秘密权利人又该如何利用劳动法的有关内容来保护自己的商业秘密呢？
《劳动法》第二十二条：“劳动合同当事人可以在劳动合同中约定保守用人单位商业秘密的有关事项。”
第一百零二条：“劳动者违反本法规定的条件解除劳动合同或者违反劳动合同中约定的保密事项，对用人单位造成经济损失的，应当依法承担赔偿责任。”
《劳动合同法》第二十三条：“用人单位与劳动者可以在劳动合同中约定保守用人单位的商业秘密和与知识产权相关的保密事项。对负有保密义务的劳动者，用人单位可以在劳动合同或者保密协议中与劳动者约定竞业限制条款，并约定在解除或者终止劳动合同后，在竞业限制期限内按月给予劳动者经济补偿。劳动者违反竞业限制约定的，应当按照约定向用人单位支付违约金。”
第二十四条：“竞业限制的人员限于用人单位的高级管理人员、高级技术人员和其他负有保密义务的人员。竞业限制的范围、地域、期限由用人单位与劳动者约定，竞业限制的约定不得违反法律、法规的规定。在解除或者终止劳动合同后，前款规定的人员到与本单位生产或者经营同类产品、从事同类业务的有竞争关系的其他用人单位，或者自己开业生产或者经营同类产品、从事同类业务的竞业限制期限，不得超过二年。”
劳动和社会保障部办公厅《关于劳动争议案中涉及商业秘密侵权问题的函》第二条：“劳动合同中如果明确约定了有关保守商业秘密的内容，由于劳动者未履行，造成用人单位商业秘密被侵害而发生劳动争议，当事人向劳动争议仲裁委员会申请仲裁的，仲裁委员会应当受理，并依据有关规定和劳动合同的约定作出裁决。”
最高人民法院印发《关于当前形势下做好劳动争议纠纷案件审判工作的指导意见》第七条：“妥善处理因竞业限制引发的纠纷。在审理竞业限制纠纷案件时，要充分考虑到我国经济和科技发展的实际水平，坚持以社会公共利益为基点，既要维护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公平竞争秩序，又要注意平衡市场主体的利益关系；既要防止因不适当扩大竞业限制的范围而妨碍劳动者的择业自由，又要保护用人单位的商业秘密等合法权益，最大限度地实现设立竞业限制制度的立法本意和目的。”
劳动部《违反〈劳动法〉有关劳动合同规定的赔偿办法》第六条：“用人单位招用尚未解除劳动合同的劳动者，对原用人单位造成经济损失的，除该劳动者承担直接赔偿责任外，该用人单位应当承担连带赔偿责任。其连带赔偿的份额应不低于对原用人单位造成经济损失总额的百分之七十。向原用人单位赔偿下列损失：（一）对生产、经营和工作造成的直接经济损失；（二）因获取商业秘密给原用人单位造成的经济损失。”
由上述条款可知，企业和劳动者可在劳动合同中约定与商业秘密有关的内容，但该约定应符合公平原则，且应对劳动者做一定的补偿。劳动者违约给企业造成经济损失的，劳动者应负赔偿责任，其新的用人单位对该违约，即获取、使用商业秘密负有责任的，也应承担连带赔偿责任。


编者注：本文摘自北京市安中律师事务所唐青林律师主编的《中国侵犯商业秘密案件百案类评》（中国法制出版社出版）。唐青林律师近年来办理了大量侵犯商业秘密的民事案件，为多起涉嫌侵犯商业秘密罪提供辩护，在商业秘密法律领域积累了较丰富的实践经验，欢迎切磋交流，邮箱：lawyer3721@163.com，电话：1391016977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