资阳市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印发《资阳市应急通信保障预案》的通知
四川省资阳市人民政府办公室
资阳市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印发《资阳市应急通信保障预案》的通知
资府办函〔2007〕122 号
各县（市、区）人民政府，市级有关部门：
《资阳市应急通信保障预案》已经市政府同意，现印发你们，请遵照执行。
二〇〇七年四月二十七日
资阳市应急通信保障预案
1 总则
1．1 编制目的
建立健全资阳市通信保障和通信恢复应急工作机制，提高应对突发事件的组织指挥能力和应急处置能力，保证应急通信指挥调度工作迅速、高效、有序地进行，满足突发情况下通信保障和通信恢复工作的需要，确保通信的安全畅通。
1．2 编制依据
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电信条例》、《中华人民共和国无线电管理条例》和《资阳市突发公共事件总体应急预案》，制定本预案。
1．3 适用范围
（1）重大通信事故；
（2）特别重大自然灾害、事故灾难、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突发社会安全事件；
（3）市委、市政府交办的重要通信保障任务。
1．4 工作原则
在市委、市政府领导下，通信保障和通信恢复工作坚持统一指挥、分级负责，严密组织、密切协同，快速反应、保障有力的原则。
2 组织指挥体系及职责
2．1 资阳市通信保障应急组织机构及职责资阳市人民政府成立资阳市通信保障应急领导小组，负责领导、组织和协调全市的通信保障和通信恢复应急工作。资阳市通信保障应急领导小组下设资阳市通信保障应急工作办公室（简称市应急办），应急办设在市经委。由市政府办牵头，市经委负责。
2．2 组织体系框架描述
资阳市通信保障应急领导小组和资阳市通信保障应急工作办公室负责组织、协调相关县（市、区）、市级各部门和基础电信运营企业通信保障应急管理机构，进行重大突发事件的通信保障和通信恢复应急工作。各县（市、区）设立通信保障应急工作管理机构，负责组织和协调本区域通信保障应急管理机构，进行本辖区的通信保障和通信恢复应急工作。各基础电信运营企业设立相应的通信保障应急工作管理机构，负责组织本企业内的通信保障和通信恢复应急工作。各基础电信运营企业接受市应急办及电信运营企业上级公司的双重领导。
3 预防和预警机制
3．1 预防机制
各级政府通信保障应急办公室要加强对基础电信运营企业网络安全防护工作和应急处置准备工作的监督检查，保障通信网络的安全畅通。
3．2 预警监测
各县（市、区）和基础电信运营企业要建立相应的预警监测机制，加强通信保障预警信息的监测收集工作。预警信息分为外部预警信息和内部预警信息两类。外部预警信息指电信行业外突发的可能需要通信保障或可能对通信网产生重大影响的事件警报。内部预警信息指电信行业内通信网上的事故征兆或部分通信网突发事故可能对其他通信网造成重大影响的事件警报。基础电信运营企业网络运行管理维护部门要对电信网络日常运行状况实时监测分析，及时发现预警信息，并加强与各级政府应急办的信息沟通。
3．3 预防预警行动
通信保障应急领导小组获得外部预警信息后，通信保障应急领导小组应立即召开会议，研究部署通信保障应急工作的应对措施，通知相关电信运营企业做好预防和通信保障应急工作的各项准备工作。电信运营企业通过监测获得内部预警信息后，应对预警信
息加以分析，按照早发现、早报告、早处置的原则，对可能演变为严重通信事故的情况，及时报告资阳市通信保障应急工作办公室。资阳市通信保障应急工作办公室接到预警信息后，立即进行分析核实，经确认后，通知可能受到影响的其他电信运营企业，做好预防和应急准备工作。
3．4 预警分级和发布
3．4．1 预警分级
按照国家、省、市通信保障应急预案的统一标准，预警划分为四个等级：
根据预测分析结果，预警划分为四个等级:Ⅰ级（特别严重）、Ⅱ级（严重）、Ⅲ级（较重）、Ⅳ级（一般），依次用红色、橙色、黄色和蓝色表示。
Ⅰ级（特别严重）：因特别重大突发公共事件引发的，有可能造成多县（市、区）通信故障或大面积骨干网中断、通信枢纽楼遭到破坏等情况，及需要通信保障应急准备的重大情况；通信网络故障可能升级造成多县（市、区）通信故障或大面积骨干网中断的情况。
Ⅱ级（严重）：因重大突发公共事件引发的，有可能造成某县（市、区）内多个基础电信运营企业所属网络通信故障的情况，及需要通信保障应急准备的情况；通信网络故障可能升级造成某县（市、区）多个基础电信运营企业所属网络通信故障的情况。
Ⅲ级（较重）：因较大突发公共事件引发的，有可能造成某县（市、区）内某个基础电信运营企业所属网络多点通信故障的情况；通信网络故障可能升级造成该设县（市、区）基础电信运营企业所属网络多点通信故障的情况。
Ⅳ级（一般）：因一般突发公共事件引发的，有可能造成某县（市、区）内某个基础电信运营企业所属网络局部通信故
障的情况。
3．4．2 预警发布
市通信保障应急领导小组可以确认并发布I 级预警信息；各县（市、区）通信保障应急领导小组可以确认并发布Ⅱ级、Ⅲ级和Ⅳ级预警信息。各通信企业应急管理机构应根据各级通信应急指挥部发布的预警信息，做好相应的通信保障应急准备工作。
4 应急响应
4．1 响应分级
突发事件发生时应急通信保障工作和通信恢复工作，按照快速、机动、灵活的原则，根据响应的预警级别分别进行处置。
Ⅰ级：突发事件造成多县通信故障或大面积骨干网中断、通信枢纽楼遭到破坏等重大影响，及省有关部门下达的重要通信保障任
务，由市通信保障应急领导小组负责组织和协调，启动本预案。
Ⅱ级：突发事件造成某县（市、区）内多基础电信运营企业通信故障或地方政府有关部门下达通信保障任务时，由各县（市、区）通信保障应急领导小组负责组织和协调，启动各县（市、区）通信保障应急预案，同时报市通信保障应急工作办公室。
Ⅲ级：突发事件造成某县（市、区）某基础电信运营企业多点通信故障时，由相应基础电信运营企业通信保障应急管理机构负责相关的通信保障和通信恢复应急工作，启动基础电信运营企业相应的通信保障应急预案，同时报本县（市、区、）通信保障应急领导小组。
Ⅳ级：突发事件造成某县（市、区）某基础电信运营企业局部通信故障时，由相应基础电信运营企业通信保障应急管理机构负责相关的通信保障和通信恢复应急工作，启动基础电信运营企业相应的通信保障应急预案。
4．2 应急处置
本预案重点考虑发生I 级突发事件时的应急处置工作。
4．2．1 信息上报和处理
突发事件发生时，出现重大通信中断和通信设施损坏的企业和单位，应立即将情况上报市应急办。市应急办接到报告后，应在１小时内报资阳市人民政府。市通信保障应急工作办公室获得突发事件信息后，应立即分析事件的严重性，及时向通信保障应急领导小组提出处理建议，由市通信保障应急领导小组进行决策，并启动本预案。需要市政府进行协调的，应立即上报市政府。
启动本预案时，各通信保障应急管理机构应提前或同时启动下级预案。
4．2．2 信息通报
在处置突发事件过程中，市通信保障应急领导小组应加强与通信保障应急任务下达单位或部门及相关电信运营企业的信息沟通，及时通报应急处置过程中的信息，提高通信保障和通信恢复工作效率。电信运营企业应将相关信息及时通报与突发事件有关的政
府部门、重要单位和用户。
4．2．3 通信保障应急任务下达
发生突发事件时，市通信保障应急工作办公室按照资阳市通信保障应急领导小组的指示，以书面或传真等形式向有关部门和基础电信运营企业下达任务通知书。接到任务通知书后，各单位应立即传达贯彻，成立现场通信保障应急指挥机构，并组织相应人员进行通信保障和通信恢复工作。
4．2．4 通信保障应急工作要求
各县（市、区）相关通信保障应急管理机构和电信运营企业收到任务通知书后，应立即开展通信保障和通信恢复应急工作。具体要求如下：
（1）通信保障及抢修遵循先市、后县（市、区），先重点、后一般的原则；
（2）应急通信系统应保持良好状态，实行24 小时值班，所有人员应坚守工作岗位待命；
（3）主动与上级有关部门联系，及时通报有关情况；
（4）相关电信运营企业在执行通信保障任务和通信恢复过程中，应顾全大局，积极搞好企业间的协作配合，必要时由市通信保障应急工作办公室进行统一协调；
（5）在组织执行任务过程中，现场通信保障应急指挥机构应及时上报任务执行情况。
4．2．5 通信保障应急任务结束
通信保障和通信恢复应急工作任务完成后，由市通信保障应急领导小组下达解除任务通知书，现场应急通信指挥机构收到通知书后，任务正式结束。
4．2．6 调查、处理、后果评估与监督检查市通信保障应急办公室负责对重大通信事故原因进行调查、分析和处理，对事故后果进行评估，并对事故责任处理情况进行监督检查。
4．2．7 信息发布
由市应急办协同市政府新闻办公室负责有关的信息发布工作。
4．2．8 通信联络
在突发事件应急响应过程中，要确保应急处置系统内部机构之间和部门之间的通信联络畅通。通信联络方式主要采用固定电话、移动电话、会议电视、互联网络、传真等。
5 后期处置
5．1 情况汇报和经验总结
通信保障和通信恢复应急任务结束后，市通信保障应急办公室应做好突发事件中公众电信网络设施损失情况的统计、汇总，及任务完成情况总结和汇报，不断改进通信保障应急工作。
5．2 奖惩评定及表彰
为提高通信保障应急工作的效率和积极性，按照有关规定，市政府对在通信保障和通信恢复应急过程中表现突出的单位和个人给予表彰，对保障不力，给国家和企业造成损失的单位和个人进行惩处。
6 保障措施
6．1 通信保障应急队伍
通信保障应急队伍由电信运营企业的网络管理、运行维护、工程及应急机动通信保障机构组成，相关机构人员组成、联系方式及调整变化情况报市应急办备案。各电信运营企业应不断加强通信保障应急队伍建设，以满足资阳市通信保障和通信恢复应急工作的需要。
6．2 物资保障
电信运营企业应建立必要的通信保障应急资源的保障机制，并按照通信保障应急工作需要配备必要的通信保障应急装备，加强对应急资源及装备的管理、维护和保养，以备随时紧急调用。
6．3 必备资料
各电信运营企业应急管理机构必须备有地图、各种通信保障应急预案、通信调度预案和异常情况处理流程图、物资储备清单和相关单位、部门及主管领导联系方式。
6．4 技术储备与保障
市通信保障应急办公室在平时应加强技术储备与保障管理工作，建立通信保障应急管理机构与专家的日常联系和信息沟通机制，在决策重大通信保障和通信恢复方案过程中认真听取专家意见和建议。适时组织相关专家和机构分析当前通信网络安全形势，对
通信保障应急预案及实施进行评估，开展通信保障的现场研究，加强技术储备。
6．5 宣传、培训和演习
通信保障应急管理机构应加强对通信网络安全和通信保障应急的宣传教育工作，定期或不定期地对有关通信保障应急指挥管理机构和保障人员进行技术培训和应急演练，保证应急预案的有效实施，不断提高通信保障应急的能力。
6．6 通信保障应急工作监督检查制度
各级通信保障应急管理机构应加强对通信保障应急工作的监督和检查，做到居安思危、常备不懈。
6．7 需要其他部门保障的工作
6．7．1 交通运输保障
为了保证突发事件发生时通信保障应急车辆及通信物资能够迅速抵达事发地点，市交通管理部门为应急通信车辆配置执行应急任务特许通行证。在特殊情况下，市交通部门应负责为应急通信物资的调配提供必要的交通运输工具支持，以保证应急物资迅速到达。
6．7．2 电力保障
突发事件发生时，市电力部门要优先保证通信设施的供电需求。
6．7．3 经费保障
因通信事故造成的通信保障处置费用，由电信运营企业承担；处置突发事件产生的通信保障费用，参照《资阳市财政应急保障预案》执行。
7 附则
7．1 名词术语说明
（1）通信是指电信网络。
（2）特大通信事故是指由突发事件造成的通信枢纽楼破坏、大面积骨干网中断等情况。
（3）各电信运营企业是指四川电信资阳市分公司、四川移动资阳市分公司、四川联通资阳市分公司、铁通资阳市分公司、网通资阳市分公司等。
7．2 预案管理与更新
本预案由市信息化办公室负责管理和更新，由市通信保障应急工作办公室根据资阳市通信保障应急领导小组的命令和指示启动。预案坚持周期性的评审原则，根据需要及时进行修改。
7．3 预案生效
本预案自印发之日起生效。
孙彩虹 上海政法学院 副教授
关键词: 民事诉讼/行政附属问题/民事附属行政诉讼制度/分析
内容提要: 民事诉讼中行政附属问题的最显著特征是行政争议与民事争议的交织存在。这种交织常常会影响民事案件的正常审理。仅仅依靠民事诉讼或行政诉讼中任何一种诉讼程序都难以化解民事诉讼中对行政附属问题审理时的矛盾与冲突。我国可以建立民事附属行政诉讼制度，在民事案件的审查过程中对于关涉民事裁判的行政行为的合法性一并进行审理并做出裁决。这一制度具有合理性与可行性。
在我国司法实践中，经常会出现民事争议与行政争议相互交叉重叠的案件，特别是民事诉讼中出现行政附属问题的案件，由于现行法律与司法解释对此类案件如何审理尚无一个十分明确具体的规定，导致司法实务中各地法院的做法极不统一，理论界对此也见仁见智。而从民事诉讼与行政诉讼之间的协调角度考虑，民事附属行政诉讼制度对于解决民事诉讼中的行政附属问题是比较理想的制度选择，即可防止判决效力之间的冲突、提高诉讼效率，又可防止问题处理的复杂化。
一、民事诉讼中的行政附属问题
（一）民事诉讼中行政附属问题的概念和特征
附属问题概念源于王名扬先生专著《法国行政法》，意指一个案件本身的判决依赖于另一个问题，后面这个问题不构成诉讼的主要标的，但决定判决的内容，称为附属问题。民事诉讼中的行政附属问题，是指民事争议案件的审理和解决是以与之相关的行政行为的正确认定为前提，该行政行为并非民事争议案件的诉讼标的或者争议的民事法律关系，但它决定着民事案件的性质或裁判结果。[1]可见，民事诉讼中的行政附属问题实际上是以审理民事纠纷的民事诉讼为主，但在审理民事纠纷的过程中附带涉及到相关的行政争议，而该行政争议的处理结果又是该案件民事争议裁判的前提和基础，所以也可把这种诉讼形式称为关联诉讼。可见，这类案件当事人诉讼的目的往往是要解决民事争议，行政主体与行政行为相对方的纠纷并非案件主要焦点。
在司法实践中，此类案件具有以下特点：首先，诉讼是由民事纠纷而非行政行为引起；其次，法院最终对该民事纠纷的处理一定程度上依赖于行政行为是否合法这一前提，即如果不解决行政行为合法性问题，民事审判则很难进行；再次，当事人对民事诉讼中的行政决定有异议，并且在民事诉讼中提出；最后，行政争议对于民事争议来说，具有一定的独立性，意指即使不存在民事争议，当事人对行政决定不服的，也可以单独寻求行政救济，可以申请行政复议或者提起行政诉讼。
可见，民事诉讼中行政附属问题的最显著特征是行政争议与民事争议的交织存在。这种交织在司法实践中往往表现在民事争议与行政争议双轨并行，但无论民事争议是由于行政决定而引起还是因行政决定的介入使民事争议变得更加复杂，都使法院在审理民事纠纷的同时还要审理行政行为。另外，在民事诉讼中出现的行政决定，有很多都是可以作为核心证据出现的，法院对其认定与否，直接左右着案件的判决结果。
（二）构成民事诉讼行政附属问题的条件
事实上，司法实践中出现行政争议与民事争议的交织是常有的现象，但是不是一旦出现交织就一定构成民事诉讼中的行政附属问题呢？这还要取决于二者的关联度。对于民事诉讼中的行政附属问题，民事争议与行政争议必须有紧密的关联性。判断行政争议与民事争议的关联性要从以下几方面着手：第一，在民事争议中出现的行政行为是否构成民事诉讼审判的前提，这是构成民事诉讼行政附属问题的首要条件。而要构成民事审判的前提，行政行为必须属于作为的行政决定。因为行政不作为没有明确的意思表示，所以也就不可能涉及到对民事权利义务的处理。因此，不作为的行政决定通常不会构成与民事纠纷的交织。第二，作为附属问题出现的行政决定在民事诉讼中的证据能力的关联性。作为证据能力的“关联性”是指作为证据，必须在逻辑上与案件中的待证事实存在必然的、客观的联系。[2]那么要具有关联性，该行政行为必须对存在争议的民事法律关系作出一个先决的处理决定，而该处理决定在民事诉讼中不仅可以公文书证的形式出现，且能对民事争议的案件事实起到实质性的证明作用。第三，民事诉讼中的诉讼请求与行政处理决定之间的关联性。作为民事诉讼附属问题的行政行为与民事诉讼中诉讼请求的内容必须具有内在的关联性，这种关联性体现在虽基于不同性质的请求，但均发自于同一法律事实，即行政机关对行政相对人要求确认的法律关系或法律事实同样也是属于民事诉讼中当事人双方提出的诉讼请求内容。当然，这种关联性并不代表完全的一致或重合。
二、民事诉讼中行政附属问题解决模式之选择
（一）现有的民事诉讼中行政附属问题解决模式合理性评析
随着我国城市化进程的加快，原本的民事纠纷会因行政权的介入而使问题变得复杂，当争讼的一方以行政行为作为抗辩理由时，民事纠纷与行政争议交织纠结在一起成为不可避免的事实，且这类案件呈逐年递增之势；加之我国相关制度的缺失，理论上没有统一的标准，造成司法实践中做法各异，使得处理民事诉讼中行政附属问题成为一个棘手的问题。那么，当前我国司法机关在处理相关案件时，有哪些可供选择的解决模式以及理论支撑呢？其合理性又如何？
在司法实践中，对于民事诉讼中出现的行政附属问题，处理方式有以下几种：一是在民事诉讼中把具体行政行为作为证据来对待，只审查其来源的真实性和形式的规范性，不审查其实质合法性。即，只要能证明作为证据的具体行政行为具有真实的来源以及具有符合法律要件的形式，那么从证据法的角度讲，该具体行政行为在民事诉讼中就具有了证据的客观性、合法性以及关联性，从而具有证明力，故而法院将其作为定案依据就顺理成章。但是，具体行政行为虽具有效力先定性的特点，并说明具体行政行为都是合法有效的，一旦据以定案的具体行政行为被依法撤销，法院的裁判就成了无源之水、无本之木，进而影响到司法的公正与权威。二是当事人分别提起民事诉讼和行政诉讼，民事庭与行政庭互不干涉“内政”，各自独自审理。但是由于民事诉讼和行政诉讼在适用原则、证据制度以及审判程序上的诸多区别，导致裁判结果会大相径庭甚至相互矛盾。三是中止民事诉讼，建议当事人另行提起行政诉讼，待有结果后再恢复民事诉讼。这虽然便于区分案件性质，较好地保证民事裁判的准确性，但缺陷也是非常明显的。由于实践中一些当事人对行政诉讼并不十分了解，导致不敢与行政机关对簿公堂，造成当事人不敢诉讼而非不愿诉讼的结果。若就此而终止民事案件的审理，那么当事人的民事权利该如何保护？四是回避民事诉讼中具体行政行为的合法性审查问题，径行运用民事法律规范裁判案件。其理由是，行政纠纷不属于民事主管范围，如果对行政行为的合法性进行审理即构成司法权对行政权的过度干预。其实这样做最大的好处在于可防止矛盾裁判的发生，但该种方案并没有使纠纷得到实际的解决，故也不足取。
针对以上种种弊端，为了寻求理论上的突破，有学者提出了“直接移送制度”，[3]即先中止民事诉讼，由民事审判庭将本案涉及到的行政纠纷直接移送本院行政审判庭进行处理，待行政审判庭处理完毕后再由其依据行政裁判审理民事纠纷。当然“直接移送制度”的确有其合理的一面，因为行政审判庭本来就是审查具体行政行为合法性的法定机构，当民事诉讼中涉及有行政附属问题时，由行政审判庭对该行政行为是否合法作出裁判，既符合民事主管的规定，同时也可避免行政诉讼和民事诉讼并轨进行而出现矛盾判决的发生，另外对当事人来讲还可省去起诉程序之累赘。但是从诉权理论上分析，该设计却违反了“不告不理”的原则，在当事人没有行使行政诉权的前提下，行政审判庭接受移送并进行审理，依据何在？因此，“直接移送制度”存在不尊重当事人自由行使行政诉权的嫌疑。
由于上述理论存在难以克服的窘境，又有学者提出了“行政主体作证制度”。[4]行政主体作证制度意指在民事诉讼中对附属的行政问题进行程序性审查和判断，审查的对象是民事争议中涉及行政机关作出的具体行政行为，审查的性质属于民事诉讼中的事实认定，审查的形式属于民事诉讼中的证据审查。此时行政机关不是以诉讼当事人或第三人的身份而是以证人的身份出现，其任务是对具体的行政行为从法律层面和事实角度进行“证明”，以达到“释明”的目的。作证采用出庭作证方式，法庭首先要求行政机关就其所作出的具体行政行为的事实依据进行连贯性陈述，然后再接受审判人员和诉讼当事人的发问。通过行政机关的出庭作证，实现审判机关对附属行政行为的合法性进行审查和正确判断的目的。诚然，“行政主体作证制度”的设计似乎更符合诉讼效益的要求，既能避免因分开审理而导致矛盾判决的出现，也可免于陷入直接移送案件而于法无据的困境。但“行政主体作证制度”就是最理想的制度安排吗？非也!首先，在诉讼中行政行为本身在一定意义上就是民事争议发生的相关事实之一，其合法性仍是需要运用证据加以证明的待证事实，因此，它是证明对象而不是证据本身，而用一个待证事实去证明另一个待证事实本身就是荒谬的。其次，从证据的法定分类来看，由于行政主体在民事诉讼中不是当事人，因此，其证据种类就不属于“当事人陈述”。那么行政机关是不是证人呢？根据我国诉讼法的有关规定，只有知道案件情况的人才有作证的义务。证人陈述的内容一般是自己感知的事实，但是不包括对事实的判断，证人不得对这些事实进行主观上的评价。那么，行政主体出庭作证必然是要证明其作出的行政行为是符合事实的、有法律依据的公正执法，而对某种行为是否合法的判断恰恰是法庭而非证人的职责。因此，行政主体当庭作证也不是证人证言。
（二）构建民事附属行政诉讼制度的理论设想
从上文分析可见，目前审判实务中及理论设计中的几种具体解决模式都存在制度上与理论上难以突破的局限，而仅仅依靠民事诉讼或行政诉讼中任何一种诉讼程序都难以化解民事诉讼中对行政附属问题审理时的矛盾与冲突。实际上，不管是国内立法还是司法实践，都为我们创设一种新制度提供了法理支持和制度空间。我国《刑事诉讼法》中早已确立了刑事附带民事诉讼制度，这为建立我国行政附属民事诉讼制度提供了可供借鉴的立法及审判经验。毕竟同为附带诉讼，在产生原因、审判特点上还是具有相似之处的。对于解决被告人刑事责任的同时附带解决由于犯罪行为而导致被害人财产损失的案件只能建立刑事附带民事诉讼而不能是民事附带刑事诉讼，原因在于刑事案件涉及公民的生命权利和人身自由，对刑事案件的审理较之于民事案件来讲，适用的程序、证据制度和证明规则都有更为严格的要求，所以只能由专业的刑事法庭进行审理。而对于以民事争议为主，附带关联行政争议的案件来说，由于其所涉及的民事权益更重要，故可建立民事附属行政诉讼制度。民事附属行政诉讼是指在民事案件的审理过程中对于关涉民事裁判的行政行为的合法性可以通过民事诉讼一并进行审理并做出裁决的诉讼制度。需要明确的是，审判机关对行政行为的合法性审查并非是该案件所要解决的主要矛盾，但却构成民事裁判的前提。其实，民事附属行政诉讼并非是个标新立异的命题，之前就有学者指出，鉴于民事争议与行政争议在处理上难以割裂的关系，“民事诉讼可以附带行政诉讼”，这更“符合诉讼经济的要求”。[5]
虽然同为关联诉讼，但民事附属行政诉讼制度与刑事附带民事诉讼和行政附带民事诉讼都是有区别的。首先，不管是刑事诉讼附带的民事诉讼，还是行政诉讼中附带的民事诉讼，作为附带部分的责任性质，其实都是因同一主体的同一行为而造成的侵害，从而形成了两种法律责任的竞合，并且这两种法律责任的处理没有先后顺序的限制，任何一个诉讼的处理都不构成对另外一个诉讼的先决问题。这就是所谓的附带诉讼本身的“可分离性”。但是，民事附属行政诉讼中的行政问题则成为民事审判的前提，即不解决行政行为合法性的问题，民事审判就无法进行。可见，这里的民事诉讼与附带的行政诉讼二者具有“不可分离性”。为了区别与刑事附带民事诉讼和行政附带民事诉讼，在此我们应该称之为“民事附属行政诉讼”。
三、民事附属行政诉讼制度合理性与可行性之分析
（一）合理性分析
现代社会是依法控权和依法管理相结合的法治社会。各种国家权力只能在各自固有的轨道上运行而不能逾越法律规定的边界，行政权和审判权依法分别由行政机关和司法机关各自行使。但权力的各自行使并不否定权力之间的相互制衡。随着现代法治的演进，法律规定的权力边界也有相互延伸与交叉之状，行政机关被赋予越来越多的纠纷裁判权，如行政复议、行政仲裁、行政裁决行为等，行政权力的触角已逐步深入到司法领域，出现了越来越多的“准司法行为”。反过来，司法权对行政权的监督制约功能也有了前所未有的发展，通过行政诉讼实现司法权对行政机关行政行为的合法性进行审查，纠正专横、任性、滥用自由裁量权的行政行为，以保护公民、法人或其他组织的合法权益。这即为世界各国为敦促行政权的良性运行而赋予司法机关的“干预”权。
也许有人会质疑，这仅能说明法院可以通过行政审判行使对行政权的合法“干预”，而根据我国主管制度的规定，民事审判权与行政审判权是有明显的权限划分的。其实，根据审判权限划分与协调的基本原理，民事审判权与行政审判权并非水火不容的冤家，民事审判庭与行政审判庭的“互不干涉”也是人为制造的隔阂。首先，从我国行政审判庭产生的历史看，1982年《民事诉讼法》（试行）规定法院审理行政案件适用该法。一些地方法院就开始由民庭或经济庭受理行政诉讼案件。到了1987年，各地法院根据最高人民法院的通知才陆续成立了行政审判庭。[6]可见民事审判庭受理行政诉讼的案件在我国是有先例的。其次，我国法院的法庭设置与管理制度近年也饱受诟病。由于案件按庭室来分配，导致全国许多基层法院，都存在着民事、行政、刑事各庭受理案件严重不均衡的现象，民庭法官忙得不亦乐乎，而行政庭一年也只两三起案件，刑庭几十起案件，因此许多基层法院都允许行政庭、刑庭、审监庭办理一审民事、经济案件。照此说来，不也混淆了审判权限的分工了吗？而2007年，贵阳中院成立了一个跨诉讼法的环境保护审判庭，凡涉及排污侵权、损害赔偿和其他环境诉讼的民事、行政、刑事案件均由该庭受理，学界立即给予了肯定。[7]这种获得最高法院大力支持的理论，[8]为何不能为民事法庭受理行政案件提供来自学术上和实践中的正当性呢？纵观全球，有法官的专业分工而无法院内部机构的专业分工，这也是各国法院的普遍现象。比如在美国，没有按案件的性质分设审判庭，而是习惯上哪一位法官擅长审理哪一类案件就有所专攻。最后，《民事诉讼法》中所规定的诉讼并不都是民商法上的纠纷，如“选民资格案件”就不是民商法上的诉讼，其对应的实体法是《选举法》，显然不属于民事争议的事项，实际上属于宪法、行政法的诉讼。因此，民事附属行政诉讼制度既不与现行法院主管权限的划分标准相悖，也有利于避免将问题更加复杂化。既然刑事审判庭可以附带行使民事审判权，行政审判庭也可以附带行使民事审判权，我们当然有理由认为，民事审判庭也可以附带行使行政审判权。
（二）可行性分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