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和新西兰政府关于促进和保护投资协定
中国政府 新西兰政府
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和新西兰政府关于促进和保护投资协定
（签订日期１９８８年１１月２２日 生效日期１９８９年３月２５日）
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和新西兰政府（以下各称“缔约一方”），愿为两国间的进一步经济合作，特别是在平等互利、不歧视原则的基础上，为缔约一方的国民和公司在缔约另一方境内的投资创造良好的条件。认识到鼓励和相互保护这类投资将有助于激励经营的主动性和促进两国的经济繁荣，达成协议如下：
第一条 定义
在本协定内
一、“投资”一词系指依照接受投资的缔约一方的法律所投入的各种财产，包括但不限于：
（一）动产、不动产和其他财产权利，如抵押权、用益权、留置权或质权；
（二）公司的股份、股票、债券和类似利益；
（三）对金钱的或者任何具有经济价值的合同的所有权或请求权；
（四）版权、工业产权（如发明专利、商标、工业设计）、专有技术、工艺流程、商名和商誉；
（五）法律赋予的或通过合同取得的经营特许权，包括自然资源的勘探、种植、养殖、开采或开发的任何特许权。
二、“收益”一词系指由投资产生的货币收益，包括利润、利息、资本利得、分红、提成费或酬金。
三、“国民”一词
（一）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方面，系指依照其法律作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的任何人；
（二）在新西兰方面，系指依照其法律作为新西兰公民的任何人。
四、“公司”一词
（一）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方面，系指依照其法律在其境内成立或组建的任何公司、经济组织或其他法人；
（二）在新西兰方面，系指依照其有效法律在新西兰成立、组建或登记的具有或不具有法人资格的任何公司、合伙、商号、社团或组织。
第二条 协定的适用
一、本协定只适用于依照投资所在缔约一方的法律和法规所进行的投资。
二、本条前款的规定应适用于缔约一方的国民和公司在缔约另一方境内所进行的所有投资，而不论投资是在本协定生效前或生效后所进行。
第三条 促进和保护投资
一、缔约任何一方在符合其国家目标的条件下，应依照投资所在缔约一方的法律和法规鼓励缔约另一方的国民和公司在其境内进行投资，并为之创造良好的环境。
二、对于第二条所指的投资，应根据本协定给予公正与公平的待遇和保护。
三、缔约任何一方应遵守其对缔约另一方的国民或公司的投资可能承担的一般或具体的义务。
四、缔约双方应尽可能就有关投资事宜鼓励交流情报。
第四条 最惠国条款
一、缔约任何一方对在其境内的缔约另一方的国民和公司的投资或收益所给予的待遇不应低于其给予第三国国民和公司的投资或收益的待遇。
二、缔约任何一方对在其境内的缔约另一方的国民和公司的与投资有关的活动，包括原料和辅料、动力、燃料及各种经营和生产资料的购买、销售和运输所给予的待遇，不应低于其给予第三国的国民和公司的与投资有关的活动的待遇。如上述活动符合下列条件，则不得妨碍该活动的正常进行：
（一）遵照进行该活动所在缔约一方的法律和法规；
（二）依照本协定的规定。
第五条 例外
一、本协定关于给予不低于任何第三国国民和公司待遇的规定，不应解释为缔约一方有义务因下述原因所产生的待遇、优惠或特权给予缔约另一方的国民和公司：
（一）任何有关海关、金融、关税或贸易的地区性安排（包括自由贸易区）或任何旨在将来导致实施这类地区性安排的协议；
（二）任何与同一地区第三国在具体项目范围内作出的旨在促进地区性的经济、社会、劳动、工业或金融合作的安排。
二、本协定的规定不适用于缔约任何一方境内的税收事宜。税收应受制于缔约各方的国内法和缔约双方于一九八六年九月十六日在惠灵顿签定的关于对所得避免双重征税和防止偷漏税的协定。
第六条 征收
一、缔约任何一方对缔约另一方的国民或公司的投资不得采取征收、国有化或与征收或国有化具有相同效果的其他措施（以下统称“征收”），除非这种措施是为了法律允许的目的、在非歧视的基础上、根据其法律并给予补偿，补偿应能有效地实现、并不得无故迟延。该补偿应相当于投资在被征收前一刻的价值，并应能自由兑换和转移。
二、征收措施的合法性，应受影响的国民或公司的要求，可由采取措施的缔约一方的有管辖权的法院以其法律规定的形式进行审查。
三、如缔约一方对在其境内任何地区的按其有效法律设立或组建的公司的财产进行征收，而缔约另一方的国民或公司在上述公司内持有股份，缔约一方应保证适用本条第一款的规定，其程度需确保给予缔约另一方持有股份的上述国民或公司以该款所规定的补偿。
第七条 损失补偿
缔约一方的国民或公司在缔约另一方境内的投资因缔约另一方境内发生战争或其他武装冲突、国家紧急状态、暴动、起义或骚乱而受到损害，如缔约另一方予以恢复、赔偿、补偿或采取其他解决方法，其待遇不应低于该缔约另一方给予任何第三国国民或公司的待遇。
第八条 汇出
一、缔约一方应根据其法律和法规并在非歧视的基础上，允许缔约另一方的国民或公司自由转移其资本以及任何由投资产生的收益，包括：
（一）利润、资本利得、分红、提成费、利息和从投资中所获得的其他经常性收入；
（二）任何投资的部分或全部清算款项；
（三）根据与投资有关的贷款协议的偿还款；
（四）与第一条第一款（四）项有关的许可证费；
（五）有关技术援助、技术服务、管理和咨询费用的支付；
（六）有关承包项目的支付款；
（七）缔约另一方国民在缔约一方境内进行与投资有关的工作的收入。
二、本条第一款的规定不应影响本协定第六条项下支付的补偿的自由转移。
第九条 兑换率
本协定第六条至第八条所述转移应适用转移之日自由兑换货币通用的市场汇率，如没有该市场汇率，则适用官方汇率。
第十条 法律
为避免误解，兹声明，所有投资，除受本协定管辖外，应受投资所在缔约一方境内的有效法律的管辖。
第十一条 禁止和限制
本协定的规定不应以任何方式约束缔约任何一方为保护其基本安全利益、保障公共健康或为预防动、植物的病虫害而采取任何禁止或限制措施或作出任何其他行为的权利。
第十二条 代位
一、如缔约任何一方（或由其指定的代理机构、机关、法定组织或公司）根据本协定就其本国国民和公司的全部或部分与投资有关的请求权因提供保证而向他们进行了支付，缔约另一方承认缔约前者一方（或由其指定的代理机构、机关、法定组织或公司）有权根据代位行使其已获得支付的国民和公司的权利和提出请求权。代位的权利或请求权不应超过该国民或公司的原有权利或请求权。
二、如缔约一方（或其指定的代理机构、机关、法定组织或公司）不选择行使其代位的权利或请求权，则该缔约一方向其本国国民和公司进行的支付不应影响该国民和公司根据第十三条向缔约另一方提出请求的权利。
第十三条 投资争议
一、缔约一方的国民或公司与缔约另一方之间就在缔约另一方境内的投资发生的争议，应尽量由当事双方友好协商解决。
二、如争议在六个月内未能通过协商解决，当事任何一方可根据接受投资缔约一方的法律和法规，将争议提交该缔约一方有管辖权的法院。
三、因第六条所述的征收补偿款额引起的争议，在有关的国民或公司诉诸本条第一款的程序后六个月内仍未解决，可将争议提交由双方组成的国际仲裁庭。如有关的国民或公司诉诸了本条第二款所规定的程序，本款规定不应适用。
四、上述国际仲裁庭应按下述方式组成：当事双方各任命一名仲裁员，该两名仲裁员再任命一位第三名仲裁员为主席。仲裁员应在当事一方通知另一方将争议提交仲裁之日起两个月内任命，主席应在四个月内任命。
五、如在第四款规定的期限内未能作出必要的任命，又无任何其他约定时，当事任何一方均可请求国际复兴开发银行行长作出必要的任命。
六、除下述规定外，仲裁庭应参考一九六五年三月十八日在华盛顿通过的《关于解决国家和他国国民之间投资争端公约》自行制定其仲裁程序。
七、仲裁庭应以多数票作出裁决。
八、仲裁庭的裁决是终局的，对双方均有拘束力。
九、仲裁庭应陈述裁决的依据，如任何一方要求，应进一步说明裁决的理由。
十、当事双方应各自负担其任命的仲裁员和参与仲裁程序的费用。仲裁庭主席为执行仲裁职责的费用以及仲裁庭的其他费用应由当事双方平均负担，但仲裁庭可以在其裁决中决定由一方负担较多的费用。该决定对双方均有拘束力。
十一、仲裁应在双方同意的公认的仲裁中心进行。如根据本协定的规定在仲裁庭最后一名仲裁员被委派后四十五天内未能就仲裁地点达成一致意见，仲裁庭应以多数票作出决定。
十二、本条规定不应损害缔约双方在对本协定的解释或适用发生争端时适用第十四条规定的程序。
第十四条 缔约双方之间的争端
一、缔约双方对本协定的解释或适用发生争端时，应尽可能通过外交途径解决。
二、如上述争端未能解决，应缔约任何一方的要求，应将争端提交仲裁。仲裁庭应由三名仲裁员组成。缔约双方各任命一名仲裁员，作为首席仲裁员的第三名仲裁员由缔约双方协议任命。
三、从收到仲裁要求之日起两个月内，缔约各方应任命其仲裁员，其后的两个月内，缔约双方应任命第三名仲裁员。
四、如从收到仲裁要求之日起的四个月内仲裁庭未能组成，且又无其它协议，则缔约任何一方可请求国际法院院长任命尚未任命的仲裁员。如院长是缔约任何一方的国民或因其他原因不能履行其职责，则可请求副院长作出任命。如副院长是缔约任何一方的国民或其他原因不能履行其职责，则可请求非缔约任何一方国民的能作出必要任命的国际法院资深法官作出必要的任命，并依次顺推。
五、仲裁庭以多数票做出裁决。
六、仲裁庭的裁决为终局的，对缔约双方均有拘束力。
七、缔约各方应承担其仲裁员和其在仲裁程序中的费用，以及首席仲裁员和其余的一半费用，但仲裁庭可在其裁决中决定缔约一方承担较大比例的费用。此项决定对缔约双方均有拘束力。
八、除上述规定外，仲裁庭应自行制定其程序规则。
第十五条 其它义务
如缔约任何一方的立法，或者除本协定外缔约双方间现有或今后确立的国际义务使缔约另一方的国民或公司的投资处于比本协定更为优惠的待遇地位，该地位不应受本协定的影响。
第十六条 领土适用
除缔约双方通过换文同意外，本协定不适用于库克群岛、纽埃和托克劳。
第十七条 生效、有效期和终止
一、缔约任何一方应通知缔约另一方已完成其使本协定生效的国内法律程序。本协定应自缔约后一方通知之日起的第三十天开始生效。
二、本协定有效期为十五年。此后，除非本协定在最初十四年期满后，缔约任何一方书面通知另一方终止本协定，本协定应继续有效。终止通知书应自缔约另一方收到一年后生效。
三、对于在终止本协定的通知生效之日前进行的投资，第一条至第十六条的规定，从终止通知生效之日起，继续有效十五年。
双方政府各自授权代表签署本协定，以兹证明。
本协定于一九八八年十一月二十二日在惠灵顿签署，一式两份，每份都用中文和英文书就，两种文本具有同等效力。
注：缔约双方相互通知已完成各自法律程序，本协定自一九八九年三月二十五日起生效。有关换文略。
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 新西兰政府
代 表 代 表
李 鹏 朗 伊
（签字） （签字）
论人大监督职能的加强
法学硕士研究生 石安洲
摘要：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是我国的根本政治制度，加强人大的监督职能是坚持和完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和发展社会主义民主的必然要求。但就当前来看，我国没有建立起行之有效的宪法监督制度，人大常委自身监督机制尚有缺憾，监督工作面临体制障碍，人大监督文化并没有形成，从而制约了我国人大监督制度功能的充分发挥。基于对此现状的分析，进一步探讨加强和完善人大监督职能的对策。
关键词：人民代表大会 监督职能
在我国主要确立了国家权力机关监督、司法机关监督、国家行政机关监督等多种监督形式，其中权力机关则是最主要的监督主体。
我国宪法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一切权力属于人民。人民行使国家权力的机关是全国人大和地方各级人大。全国人大和地方各级人大都由民主选举产生,对人民负责, 受人民监督。国家行政机关、审判机关、检察机关都由人民代表大会民主选举产生, 对它负责, 受它监督。人大监督是坚持和完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及实现法治的具体要求，也是树立宪法权威、维护法制统一的关键。
一、 人大监督概述
（一）人大监督的定义
我国人口众多、民族成分多样，要依靠一支数量庞大的兼职的人大代表来履行繁重的复杂的各项职能，显然不现实。况且通常情况下，人民代表大会会议每年举行一次。为弥补上述缺陷，宪法规定县级以上各级人大设立常委会，作为人大的常设机关，处理日常工作，它的组成人员是人大的常务代表。在我国，人民代表大会和人大常委会都是国家权力机关，都有行使监督职能的权力。人大监督包括对其自身的监督和对“一府两院”的监督。
新出台的《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监督法》明确了各级人大常务委员会行使监督职权，对本级人民政府、人民法院和人民检察院的工作实施监督，促进依法行政、公正司法。
本文所研究的人大监督主要是指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对“一府两院”的工作依法进行指导、审查、督促，并在此基础上行使相应的审议批准、决定、罢免等职权的过程。监督内容包括法律监督和工作监督两方面。
（二）人大监督的价值
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是我国根本的政治制度,人民代表大会是我国公民民意表达和政治参与的国家机关，人大代表人民掌握和行使国家主权。因此，人民代表大会在性质上是具有国家性、人民性和绝对权威性的最高层次监督主体。
监督，就是对国家权力的运行加以控制以期预防和消除权力滥用行为的发生和蔓延。监督是实现国家权力系统内在稳定的必要机制，是防范和纠正国家行为偏差的强制措施，是保障和提高国家决策效能的理想途径，是克服国家权力自毁基础的补救手段，是现代国家职能中具有相对独立意义的一种职能。
监督权是人民代表大会代表人民行使的国家权力之一。从理论上讲，国家监督权力的基础是人民群众的民主监督，广大人民是实施国家监督的根本主体，人大代表人民行使监督权就成为国家监督体系的重要构成部分。政府等国家机关接受人大监督，就是接受人民的监督。不承认或不尊重国家权力机关的监督，就是不承认或不尊重人民的政治权力；动摇了国家权力机关的监督权,就是动摇了人民当家作主的地位。
在近代各国宪政史上，国家机关的分权和相互制约是普遍性的规律。分权学说的精髓是分权和制衡。权力不受制约必然导致腐败，这是一条亘古不变的规律。在我国的宪政实践中，在批判资本主义“三权分立”学说的同时，往往忽略国家权力分工和制约的必要，讳言监督，没有很好地解决敢于监督和善于监督的问题。我们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的监督理论与“三权分立”的分权制衡理论有着本质的区别，国家权力机关监督的实质，是根据人民主权原则，对国家行政、审判、检察机关的制约和规范。是把资本主义国家少数统治者或者国家机关之间的分权制衡 ,变成人民群众对国家机关的监督。这种监督是通过人民代表大会实现的最高层次的监督 ,是国家监督制度的基础。
二、人大监督弱化的现状及其成因分析
随着我国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的不断完善和发展，人大监督制度功能不断得到强化，人大监督在国家监督体制中的地位和作用越来越重要，为建立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实现依法行政,保障我国公民的基本权利发挥了重要推动作用。《监督法》的制定和实施，有效地规范了人大监督制度，在一定程度上弥补了以往人大作为“全权机关”职权的虚化,夯实了维护法治、保障宪法和法律实施的制度基础。然而，从总体上来看，当前我国各级人大监督职能仍需强化，人大监督表现出抽象性监督多，实质性监督少；弹性监督多，刚性监督少；一般性监督多，跟踪监督少；事后监督多，事前事中监督少等特点 。监督工作仍是人大工作的薄弱环节，其监督职能有待进一步发挥。究其原因,笔者认为影响人大监督职能发挥的因素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一） 宪法监督制度不完备
依法治国的核心就是依宪治国。宪法监督是法治国家的法制保障。江泽民同志曾指出“完善监督法制，建立健全依法行使权力的制约机制，首先就应加强对宪法和法律实施的监督。”
我国宪法赋予了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监督宪法实施的权力。对于宪法监督应该既包括特定机关对国家立法的合宪性审查，也应该包括对人民代表大会产生的其他国家机关的遵守宪法的具体活动的监督。但是，“实践中我国宪法监督主体所进行的宪法监督，无论是事前的，还是事后的，至多只是就法律法规是否与其上位规范相抵触的问题进行审查，这种只停留在抽象监督范围的宪法监督距完善的宪法监督距离甚远” 。我国的宪法监督制度主要存在以下缺陷：
1．宪法监督程序不明确。宪法没有规定人民代表大会及其常委会的宪法监督的具体程序，在实际中就套用了立法程序。这样，向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提起合宪审查的主体一般通过“要求”或“建议”形式提出后，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委会是否受理、怎样具体审理及结论如何都没有具体规定，更谈不上透明度；县以上人民代表大会怎样保证宪法在本行政区域的执行更是不明确。
2．宪法监督内容不够全面。根据宪法规定，任何组织或者个人都不得有超越宪法和法律的特权，一切违反宪法和法律的行为都必须予以追究。这里必须明确的是违宪不同于违法，违宪是国家行为，不是个人行为，是指国家机关制定的规范性文件违宪和国家机关及其组成人员的职务行为违宪。事实上，我国的宪法监督只限于立法的合宪性审查，对特定主体的具体行为的宪法监督还从未实施过，这样一来，“一府两院”滥用权力和越权等违反宪法的行为得不到应有的违宪制裁。
3．宪法监督权的实施缺乏可操作性。对于宪法监督、宪法保障和特定国家机关的违宪行为进行追究的制度，外国主要是通过建立相应的违宪审查制度来制裁违宪立法和违宪行为的。我国没有建立违宪审查制度，《监督法》规定的法律法规实施情况的检查和规范性文件的备案审查显然缺乏刚性效力。
（二）人大常委会运行监督机制弱化
我国宪政体制下，人大的监督职能主要由人大常委会来履行。《监督法》的出台规范了人大常委会监督制度的法制化，基本明确了监督对象、监督内容、监督方式和监督程序。但是人大常委会自身运行的监督机制弱化是不可逃避的问题。主要反映在两个方面：
1．人员问题。由于各级人大常委会专职化程度低，而多数委员年龄又偏高，人大常委会被看成是“安排老干部的场所”，这“一低一高”现象从客观上影响了人大常委会监督力度的发挥。
2．自身监督问题。人民代表大会对人大常委会的履职监督不够，使得人大常委会委员缺乏责任意识，履职热情不高，工作消极，没有及时而充分地履行宪法和法律赋予其的监督职能。
（三）人大监督面临政治体制障碍
在我国，最核心的政治体制问题还是党政领导体制问题。对我国政治制度的分析,不能忽视中国共产党的特殊政治作用。中国共产党作为我国的执政党,具有完整、系统的管理体制，使我国客观上存在两个公共管理系统，一是国家公共管理体系，主要由人大、政府和司法机关组成；二是执政党公共管理系统。
人民代表大会是国家的最高权力机关，而中国共产党是我国政治体制中的最高领导机构。这种体制客观上要求中国共产党与人民代表大会在职能侧重上有所区别。我国人大处于这种独特的政治体制之中，有中国特色的政治体制决定了我国人大地位和作用的特殊性。决策权、执行权和监督权这三种权力中，决策权是核心，执政党掌握这一权力，事实上也就控制了政治领导权。
从职权侧重的角度来划分，我国的政治体制现状是党委行使决策权、政府行使执行权、人大行使监督权。由于我国宏观政治体制缺乏有效的监督职能，党委的决策权和政府的执行权在行使过程中存在的问题常常得不到及时的纠正，因而监督权成了我国政治体制中的薄弱环节。
由于长期存在的党政不分、以党代政的体制惯性，在国家权力运行实践中，党委往往直接决定本行政区域内的重大事务，甚至包括重大的行政事务和司法事务，党委的某些重大决定有时不经过人大依照法律程序讨论和决定，就直接交由行政、司法机关去执行，有时党委还与政府共同决定某些事务，对于党委的决定及其由行政、司法机关在实施中出现的问题，人大如何进行监督和纠正还缺少具体制度安排。另一方面，在人大对某些行政和法律行为监督时，在实践中往往会最终 “监督到党委头上”，转变成为人大对党的直接监督，而人大又是受党委领导的。因此，党的领导与人大监督的关系问题便成了一个影响人大监督职能发挥的政治体制难题。
（四）人大监督的政治文化还没有真正形成
大多数人认为，人大监督不力的问题重心在于制度设计。但笔者认为，从深层次上追根溯源，是一个政治文化问题。政治文化是政治体制之母。马克思主义认为，人们自己创造自己的历史，但是他们并不是随心所欲地创造，并不是在他们自己选定的条件下创造，而是在直接碰到的、既定的、从过去继承下来的条件下创造。在传统中国政治文化中，由于缺乏社会监督和人民监督的政治文化环境，从而使现代宪政意义上的人大监督，难以发挥巨大的政治思想导向、政治评价等功能,从而影响着我国人大监督权威的形成和树立。
改革开放以来，随着人民政治参与意识的增强，社会各方面对人大监督的理性认识虽然比过去有所提高，但这种认识的程度还不够深入。从被监督者来说，一些被监督者还缺乏自觉接受监督的观念，在行为上有时还规避人大监督。有人认为，共产党是执政党，有了党的领导和监督,人大的监督不过是“走走形式”；人大是“大牌子，空架子，闲着没事找岔子”，对人大开展的监督活动不屑一顾；有的地方甚至出现了人大让其汇报工作不到场，人大评议其工作不参加的现象。另一方面，作为监督主体的人大及其常委会的主动监督意识不强。一些地方人大在开展监督工作中畏难情绪较重，有的代表还存在“党委不点头，不能监督；政府不高兴,不敢监督；遇到疑难问题，不会监督”的现象；有的代表抱着做“好好人”的态度，怕认真监督搞僵了关系，怕得罪人；有的代表怕越权、怕麻烦，往往从支持配合方面考虑多，从认真履行监督职能方面考虑少。
三、加强人大监督职能之对策研究
（一）进一步完善宪法监督制度
1．设立宪法监督委员会
根据我国宪法规定，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及其常委会是我国宪法监督机关。从人民代表大会这一政体上看是适宜的，但是实践上难以实现。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任务重、没有足够的时间和精力进行调查研究，而且其人员成分多样、素质层次不一，难以胜任宪法监督对专业化和技术性的要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