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宪法“司法化”的反思与前瞻

秦前红*


内容提要：2001年，最高人民法院就一起民事案件作出司法解释所引发的宪法“司法化”问题讨论尚未结束，2003年5月，孙志刚在广州被故意伤害致死一案再次引发违宪审查争议。宪法“司法化”起源于美国，现已成为世界各国普遍的做法。宪法“司法化”产生并非偶然，它有着重要的现实意义。长期以来，在我国形成了宪法不能作为裁判直接依据的司法惯例，导致了宪法的神秘化，宪法的频繁变迁削弱了宪法的稳定性和权威性，如何解决这些问题使我国实现真正的社会主义宪政，是我国宪法“司法化”所面临的严峻挑战。
主题词：宪法 司法审查 宪政
引 言
推行宪政的关健在于制定一部合乎正义的宪法，并且切实保障宪法作为根本规范的最高效力。宪政的主题是让国家权力特别是立法活动受到某种超越性规范的约束，避免法律实证主义的弊端，使社会正义以及基本人权的理念在现实的制度安排中得以具体化，正是从这个意义上可以说，宪法“司法化”①最能体现和落实宪政的精神。迄今为止，中国的法院还没有获得审理宪法案件权限，不仅不能审查违宪立法，就连行政机关制定法规和规章的抽象行为是否合宪，是否合法的问题也没有资格作出判断。2001年8月最高人民法院就直接适用宪法条款审理涉及教育权的诉讼案件的问题做出批复启动了关于“宪法司法化”②的讨论。今年27岁的湖北青年孙志刚在广州收容所被伤害致死案，导致了三位青年法学博士以普通中国公民名义上书全国人大常委会，要求对《收容遣送办法》进行违宪审查，①从而进一步引发了法学界乃至全社会对违宪问题的关注。孙志刚案并不是偶然的，人们对收容遣送制度暴所露出来的问题的反思使之能够把普遍关心的个案公正处理和收容遣送制度改革这二个重大问题结合起来，这将对宪法贯彻实施起着极大推动作用。本文拟对宪法“司法化”若干问题作初步讨论，以期抛砖引玉。
一、宪法“司法化”语义解析
首先，宪法“司法化”这一话语在纯理论意义上具有两个维度②：一是当没有具体法律将公民的宪法基本权利落实时，司法机关能否直接适用或引用宪法条文作为判决依据？在这种意义上，宪法“司法化”意味着宪法司法适用性。这个命题建立在公民基本权利之充分保障的宪政理论之上，即认为宪法是公民权利的保障书，如果宪法权利没有得到具体法律落实，司法机关又不适用，宪法条文作为判决依据，无疑权利保障成为一纸空文③。因此，宪法的司法适用有最后屏障之功效。
宪法司法化的第二层面是：在司法机关对个案审理过程中，能否对有违宪嫌疑的法律规范的合宪性问题进行审查并作出判断。这涉及到司法机关是否有违宪审查权问题。这无疑已经不是一个技术性命题，它涉及到一个国家的宪政理论和政治制度的基本构架，甚至包括历史传统和文化观念等层面。虽然司法审查这种制度在现代受到广泛的推崇，但它本来并非一条不证身明的公理。实际上，司法审查制度始终受到本身两个方面的严峻挑战：
其一，按照哈林顿（James Harrington）、孟德斯鸠等人所倡导分权制衡的制度设计，司法权与立法权的职能范围必须严格区别，彼此恪守“井水不犯河水”的原则。但如果容许法院对法律、法规进行合宪性审查，就意味着司法权也可以进行政治目的性判断，两者的界限岂不就变得模糊不清了？如果合宪性审查的结果否定了立法的效力，那么实际上司法权就事实上享有了某种程度的优越地位。在司法权高于另一权（立法权）的情形下，如何实现制衡？例如法国长期抵制司法审查制度，其理由就是要不折不扣地坚持分权制衡的体制。①
其二，按照洛克、卢梭等人所主张的主权在民的宪法思想，即使在分权制衡的架构中，为了避免扯皮而需要其中的某一种权力具有优越性的话，那也只能是i立法权，而轮不到司法权，何况只要司法独立得到切实的保障，立法权的优势不会破坏三权分立的均衡。相反，如以“立法独立”来对抗司法权优越，势必更加违背法理。
因此宪法“司法化”的语义主要是指宪法可以像其它法律一样严格地进入司法程序，作为裁判案件的法律依据，并依照宪法进行司法审查。宪法“司法化”也不是从来就有的，它是法治与宪法的产物。早在1803年，美国联邦最高法院在审理治安法官马伯里诉麦迪逊一案（Marbury V Madsion）时，首席大法官马歇尔（John Marshall ）在该案的判决中宣布：“立法机关制定的与宪法相抵触的法律无效。”此案奠定了美国司法审查制度（Judicial Review），即联邦法院的法官可以以宪法作依据审查联邦国会的立法和行政部门的命令是否符合宪法，由此开创了宪法“司法化”的先河。继美国之后，奥地利于1919年创立了宪法法院。法国在1946年建立了宪法委员会，作为宪法的监督和保障机关。1958年，经过一系列的改革，法国建立了宪法会议，这一组织积极介入公民宪法权利争议案件之中，以有影响力的案例引领了对公民宪法权利的保障。德国在1949年通过基本法，建立了独立的宪法法院系统专门处理权力机关之间的宪法争议和个人提出的宪法申诉。目前，宪法司法审查无论在英美法系国家还是在大陆法系国家都得到广泛认同，它似乎已经成为世界名国普遍的做法。
二、我国宪法“司法化”面临的的问题
宪法是国家的根本大法，具有最高的法律效力，从1949年9月制定起临时宪法作用的《共同纲领》至今，我国宪法制度的发展已走过了风风雨雨50年，有些人认为，我国宪法被视为“闲法”，人民法院判案不得引用宪法条文；人们意识中也有“宁可违宪，不可违法”的思想。在民意调查中，公民也认为与切身有最大利益关系的法律是民法、刑法等等，而置宪法于一边。导致上述现象产生的原因我们认为有以下几种：
第一，宪法的频繁变迁削弱了宪法的稳定性和权威性。①从1949年9月至今，我国先后制定和通过了一部临时宪法（即《共同纲领》）、和四部正式宪法，并颁布了三次宪法修正案，无论是全身修改还是局部修改，所修改及确定的内容皆是当时历史条件下党要完成的任务及实现的目标。修宪过程主要表现为将党的政策法律化的过程。宪法的频繁变迁和修改，严重削弱了宪法的稳定性和权威性，这似乎不能完全归咎于立宪者的短视，症结所在是宪法在我国政治生活中所扮演的角色在一定程度上先定为给执政党的政策披上一层法律的外衣，使其上升为国家的意志。在我国每一次党的代表大会召开总伴随着一次宪法的修改，如果宪法经常性地被政策而温柔地改变，那么，就意味着“政治权力的宪法化”就很难充分地得以实现，宪政秩序也就失去了必要的基础。
第二，“法治”与“人大至上性”的矛盾，使宪法“司法化”在现行体制上不能完全实现。——所谓“人大至上”就是说，人民代表大会具有至高无上的权力或者说具有“决定一切职权的职权”。法治的最低标准就是保持国家法律在宪法框架内的统一，就是保证法律的合宪性，就是所谓的“治法”，如果法治排除了“治法”的硬核，那么法治的剩下含义就是“治人”了①；一旦统治者打着法治的旗号而行“治人”之时，人也就变成了奴隶，“法治”也就走向了它的反面。在我国，一方面全国人大有立法权，可以制定他“认为合适”的法律；另一方面全国人大有权对宪法进行修改，全国人大常委会有权解释宪法。假如有人指控全国人大立法有违宪之嫌，全国人大常委会就可能通过解释宪法而不是修改法律来“自圆其说”，以保证“宪法”的合法性，而不是法律的合宪性；即使不能“自圆其说”，“人大”还可使用"修宪"的杀手锏来保证其所制定的法律“合宪性”。在这种体制下，除非“人大”自觉地进行其立法的合宪性监督，否则，法律违宪问题是断然不可能存在的。
第三，宪法的不直接适用性削弱了宪法的权威性。造成这一现象的原因是多方面的。首先，宪法本身具有高度的抽象性。宪法规定的是国家的根本制度和根本任务，是对国家政治结构、经济制度，社会制度以及公民的基本权利与义务的规定。宪法规范具有原则性、概括性，其假定、处理、制裁三个方面的区分并不完全，造成宪法规范缺乏可诉性和可操作性。在司法实践中，法院一般将依据宪法制定的普遍法律作为法律适用的依据，而不将宪法直接引入诉讼程序。其次，人们对宪法认识的前见问题。长期以来，人们对宪法性质的考虑主要着眼于政治性，往往和国家的大政方针联系在一起，因而很久以来，我们一直没有树立宪法为法的观念，让根本大法降格去解决刑事、民事等“小问题”在绝大多数人看来实在是荒唐之举。最后，最高人民法院以往的司法解释捆住了自己的手脚：其一是1955年ii最高人民法院在给新疆自治区高级人民法院的批复中认为，在刑事诉讼中不宜援引宪法作定罪科刑的依据。其二是1986年最高人民法院在给江苏省高院的批复中对是否引用宪法条文进行裁判采取了回避的态度。
第四，违宪事件经常发生削弱了宪法的根本大法地位。《宪法》第五条规定：“一切国家机关……都必须遵守宪法和法律。一切违反宪法和法律的行为，必须予以追究。”“任何组织或者个人都不得有超越宪法和法律的特权。”这是对国家机关依法行使职权原则的具体规定。国家机关违宪情况大致包括以下几种：首先，不履行宪法职责，职务行为违反法律规定。包括违反实体法和程序法的规定，如滥用权力等。其次，职务行为没有法律根据，认定这类行为违法，是法治原则的必然要求，这类行为若给相对人一方科以义务使其因此而遭受了损失，国家要负赔偿责任。最后，国家制定的法规，规章等抽象行政行为违宪。以孙志刚一案为例，1991年国务院发出48号文将收容对象扩大到“无合法证件，无固定住所，无稳定经济来源”的三无人员，而在执行中，“三无”往往变成无身份证、暂住证、务工证“三证”缺一不可。也就是说最初制度设计上，收容制度是一种救济制度，但在特定历史条件下，它演变成了一项限制公民基本宪法权利的制度。《中华人民共和国立法法》第8条规定：对公民政治权利剥夺、限制人身自己的强制措施和处罚只能制定法律。《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第37条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的人身自由不受侵犯……禁止非法拘禁和以其他方法非法剥夺或者限制公民的人身自由。可见，《收容遣送办法》与《立法法》相矛盾，同时也违背了宪法。
三、宪法“司法化”不同类型之比较
世界上现存的宪法司法化大致分为两种类型——美国模式与欧陆模式；表现在审查主体上有分权的与集权的，表现在审查时机上有事后审查的与预防审查的，表现在审查方法上有附带审查的与主要审查的，表现在审查结果上有个案效力与普及效力的等等①。以下分别对两大类型的主要构成进行简单比较、说明和分析。
美国模式承认各级法院都有权进行合宪性审查。但这种审查只针对已经生效的法律，只能在处理各类普通诉讼案件的程序当中采取所谓的“附带审查”（即宪法问题只能作为具体争议内容的一部分而不能作为主要争议提出来）的方式。法院仅仅解决具体的问题而不作抽象性判断，因此审查结果的效力只限于本案当事人。这样做的目的是要尽量避免由法官来制定法律的事态。当然，遵循先例原则使判决的效力有机会涉及其他同类案件，实际上合宪性审查的结果还是有普遍性的，法律的安定也不会因而遭到破坏。然而，这种普及效力在形式上还是仍然局限于具体案件的当事人之间的具体争议。
与美国模式不同，在欧洲大陆法系各国中，合宪性审查职能被限定在单一司法性机关如宪法法院，宪法评议委员会等集中履行，普通的各级法院以及最高法院则无权过问。宪法诉讼在多数场合是由国家机关（包括政府部门，国会议员以及受理具体诉讼案件的普通法院）。按照特别程序来提起，因此合宪性审查与具体诉讼案件的审理是分别进行的。以合宪性审查的政治性为前提，宪法法院的构成以及人事选任方法都必须反映政治势力的分布状况，审查内容也往往包括政治问题和统治行为。另外，尚未生效的法律，条约也被列入审查范围之内。二战后，英美和欧陆这两种不同的模式在司法审查制度出现了趋同化的发展①。其中最典型实例是属于大陆法系的日本。根据1947年宪法第81条的规定，日本导入了美式附带合宪性审查制度。尽管如此，由于社会和制度的背景不同，日本的实际做法最终表现出明显的特色：例如分权化的合宪性审查到1975年就名存实亡，最高法院实际上发挥宪法法院的作用，但却不采取抽象性审查的方式，而是通过具体诉讼案件的判决进行部分问题的审查，另外，审查的重点从立法转移到防止行政权力对人权的侵犯方面，在整体上倾向于司法消级主义等等，似乎介于美国模式和战后德国模式之间。
四、我国宪法“司法化”的重要意义及其适用范围
首先，宪法“司法化”有助于保障人权。现实中，宪法规定的公民所享有的基本权利往往因为缺乏普通法律、法规的具体化而长期处于休眠状态，无法得到实现。由于宪法具有高度的原则性和概括性，因此宪法“司法化”能够弥补普通法律、法规的缺陷和漏洞，使宪法规范从静态走向动态，将宪法规定权利落到实处。其次，宪法“司法化”有助于实现法治。宪法规定了国家政治生活和社会生活中具有全局意义的问题，在整个法律体系中处于母法地位，具有最高法律效力和权威。因此，依法治国首先是依宪治国，树立法律权威首先是树立宪法的权威。而依宪治国树立宪法权威不能停留在纸面上，对于违宪事件和违宪争议，宪法不应沉默，而应将其纳入司法轨道。最后，宪法“司法化”有助于推动宪政。现实生活中违宪现象屡屡发生，而由于我国长期以来形成的宪法不能作裁判依据的司法惯例与思维定势，有关国家机关对此只能束手无策，如果实行宪法“司法化”，那么就能激活纸面上的宪法，在司法过程中凸显宪法的最高法律效力和权威，使宪法确定的公民的基本权利在无具体法律法规规定或规定不明确的情况下变成现实，对国家机关、组织或者个人的违宪行为进行有效的追究与纠正。
虽然，宪法“司法化”在我国的实现有着重大意义，但是其适用范围是有限的。如果不对宪法“司法化”的范围进行合理架构，那么会导致宪法的滥诉现象。在我国必须坚持普通的民事审判的私法领域不能直接适用宪法权利条款。宪法权利仅直接适用在公法领域中的，适用在反映公民与国家权力关系的领域中。“宪法中的权利条款仅仅保护其不受“国家行为”的侵犯，而将私人对他人的权利的侵犯留给侵权法”①。刑事审判程序是确定公民是否犯罪以及对犯罪行为人处以何种刑罚的程序，即定罪量刑的程序，刑事审判所处理的案件在性质上属于公法领域案件，但是，由于刑事审判具有定罪量刑性质，依据罪行法定原则，应当直接适用刑法规范，而不宜直接以宪法规范作为其法律依据。在非刑事审判的其他公法领域，也并非都要直接适用，如果立法符合宪法并体现了权利的价值，通过立法构建的法律秩序促进了基本权利的实现，或者说一般法律权利规范已是基本权利规范的具体化则只可直接适用一般法律。在执法尤其行政执法领域，基本权利受到公权力的侵害，可以直接适用一般法律的权利规范进行救济，在穷尽这种救济之后，再适用宪法权利规范进行救济。
五、对我国宪法“司法化”的体制型构
随着我国法治化的进程，加强公民宪法权利规范的适用性也是当务之急。鉴于中国法治环境的不断改善，在现阶段实现宪法“司法化”的条件已经日趋成熟。
首先，必须改变对宪法的观念，宪法不是“神法”，也不是“闲法”，宪法是我国的根本大法。宪法的主要任务在于规定国家机构的设置，权限运作以及公民的基本权利。为了维护宪法的稳定性和权威性，对于宪法中的政策条款要有限制，只有那些带有根本性的国家理念和国策，才有必要在宪法中作出规定。
其次，司法审查制度应该逐步到位。第一步，在现行体制下，全国人大常务委员会应当切实履行宪法赋予的职责，维护宪法的权威。由于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是我国最高权力机关，其代表人数众多且每年只举行一次会议，所以应当强化它的常设机关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员会职权，常委会委员应当实行专职化、年轻化，同时要修改《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议事规则》以确保它能履行宪法67条所规定的职权：解释宪法，监督宪法的实施；撤销国务院制定的同宪法法律相抵触的行政法规、决定和命令。第二步借鉴美国模式和欧陆模式，在重新修改《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中华人民共和国立法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最高人民法院组织法》的基础上，实行分级违宪审查的制度模式。即在人大常委会内设立宪政委员会，在最高人民法院、省级人民法院内设宪法审判庭，宪政委员会由13名知名法律家和政治家组成，最高法院审判庭由9名宪法大法官组成，这些组成人员由国家主席与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最高人民法院院长协商提名，由全国人大选举产生，对宪法和人大负责。由宪政委会员重点审查法律、法规的合宪性以及国家领导人的违宪诉讼案，宪政委员会履行宪法第六十七条第一款、第七款、第八款所规定的职权；法律在提交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及常务委员会表决之前，宪政委员会可以提前进行预防审查。行政法规违背宪法时，宪政委员会可直接撤销上述办法，也可以提请全国人大启动特别调查程序、组织特定的问题调查委员会。由宪法审判庭重点审查规章及其他规范性文件的合宪性，以及侵犯公民宪法权利的案件。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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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 在《联邦党人文集》（程逢如等译，商务印书馆，1997年）第78篇中，A，汉密尔顿（Alexander Hamilton）。
陕西省榆林市人民政府


榆林市人民政府关于印发榆林市城乡居民社会养老保险试行办法的通知

榆政发〔2009〕9号

　　
　　各县区人民政府，市政府各工作部门、各直属机构：
　　《榆林市城乡居民社会养老保险试行办法》已经市政府常务会议研究通过并报经市委常委会审定，现印发给你们，请认真贯彻执行。
　　
　　
　　　　　　　　　　　　 　 二〇〇九年五月二十日

　　
榆林市城乡居民社会养老保险试行办法


　　
　　第一章 总 则
　　第一条 为了保障城乡居民年老后的基本生活，促进城乡统筹发展，构建和谐榆林，根据中省有关规定，结合我市实际，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凡具有本市各县区户籍，居住满5年以上且年满18周岁（不含在校学生、现役军人和已参加被征农民养老保险的居民）的城乡居民未纳入行政事业单位编制管理或不符合参加机关事业单位养老保险、城镇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的均可参加城乡居民社会养老保险，40周岁以上为重点参保对象（具体年龄由各县区根据实际情况确定），40周岁以下以引导参保为主。
　　第三条 城乡居民社会养老保险由政府组织实施，坚持政府引导、居民自愿和“保基本、广覆盖、有弹性、能转移、可持续”的基本原则。
　　第四条 城乡居民社会养老保险制度坚持权利与义务相结合、保障水平与经济发展水平相适应、有利于城乡统筹发展的原则，采取个人缴费、集体补助、政府补贴相结合的筹资模式，建立城乡居民社会养老保险制度。
　　第五条 城乡居民社会养老保险实行县区级统筹。县区人民政府要将其作为贯彻科学发展观、统筹城乡发展、解决民生问
　　题、构建和谐社会的重要工程，列入当地经济社会发展规划和年度目标管理考核体系，切实加强领导，认真组织实施，稳步推进。
　　第六条 市劳动保障行政部门是本市城乡居民社会养老保险工作的主管部门，负责本办法的组织实施。县区劳动保障行政部门负责本行政区域内城乡居民社会养老保险的政策宣传和组织落实。劳动保障部门所属城乡居民社会养老保险办公室（以下简称经办机构）具体承办城乡居民社会养老保险费的收缴、养老金给付和个人账户管理、编制财政补贴预算等业务经办工作，财政、审计等部门在各自职责范围内负责城乡居民社会养老保险基金的监督管理工作。
　　第七条 各乡镇、街道办事处负责本行政区域内开展城乡居民社会养老保险的宣传发动和组织实施工作，村民委员会或居民委员会负责本辖区城乡居民社会养老保险的参保登记、费用征缴、待遇申报等业务。
　　第八条 经办机构的工作经费和人员经费列入同级财政预算。市、县区财政、劳动保障部门根据工作需要，合理核定和安排经费预算，不准在城乡居民社会养老保险基金中列支工作经费。同时县区财政还应给村委会和居委会代办员按月预算补贴。
　　
　　第二章 养老保险费缴纳
　　 第九条 城乡居民社会养老保险费最低缴费标准为本县区上年度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的5%（不含政府补贴），最高缴费标准为上一年度本县区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的20%（不含政府补贴）。具体标准由县区人民政府根据当地实际情况确定一个统一比例，缴费标准随着经济发展和城乡居民收入的增长由县区人民政府适时调整。
　　第十条 城乡居民社会养老保险费由参保人按年一次缴纳，参保缴费起始日已满60周岁及以上人员个人不缴费，办理参保登记手续后，本人家庭成员中属于重点参保对象均按规定参保并正常缴费者，可享受基础养老金待遇。
　　第十一条 市、县两级财政对参保人员养老保险费给予适当补贴，具体标准为：2009、2010年市、县区两级财政给每个参保人员每年补贴60元，其中榆阳区市财政承担30%即给每个参保人员每年补贴18元，区财政承担70%即给每个参保人员每年补贴42元；北部五县（神木县、府谷县、靖边县、定边县、横山县）市级财政承担10%即给每个参保人员每年补贴6元，县财政承担90%即给每个参保人员每年补贴54元；南部六县（绥德县、米脂县、佳县、吴堡县、清涧县、子洲县）市级财政承担90%即给每个参保人员每年补贴54元，县级财政承担10%即给每个参保人员每年补贴6元。县（区）确定高于60元的部分，由县区财政承担。市、县区财政补贴的50％记入个人账户，50％用于县区建立养老储备金。今后随着经济发展和国家、省上出台的补贴政策，市、县区人民政府根据本级财力状况，适时调整本级补贴标准。财政补贴资金列入当年财政预算，并于当年一次性拨入本级城乡居民社会养老保险基金专户。同时市财政每年按本级城乡居民养老保险补贴预算总额的10%安排预算养老保险储备金，用于今后养老保险待遇调整。县区财政也要根据本级财力情况建立养老保险储备金制度。
　　重度残疾人、贫困人口等特殊对象，要多渠道解决他们的缴费资金来源问题，提倡和鼓励机关、团体和社会各界对其参保给予扶持和资助。
　　第十二条 有条件的乡镇、街道、村组集体、居委会也可以对参保人员给予适当补贴，具体补贴标准和范围根据自身财力确定。
　　第十三条 参保人员遇自然灾害或其他不可抗拒的原因无力缴纳养老保险费时，由本人申请，经县区经办机构批准，在规定期限内，可暂缓缴纳养老保险费，恢复交费后，缓缴部分(含利息)可予补缴。
　　
　　第三章 个人账户管理
　　第十四条 县区经办机构为每位参保居民建立养老保险个人账户，核发《城乡居民社会养老保险缴费手册》，建立养老保险档案。
　　第十五条 参保人员养老保险个人账户包括：
　　1、个人缴纳的养老保险费总额及其利息；
　　2、村组集体补助总额及其利息；
　　3、市、县区财政补贴总额的50%及利息；
　　4、其他收入及其利息。
　　第十六条 参保人员个人账户的储存额利率根据中国人民银行公布的金融机构人民币一年期定期存款利率计息。经办机构每年对参保人员个人账户中的储存额结息一次，并为参保人员提供查询服务。
　　第十七条 参保人员跨统筹区域转移养老保险关系的，个人账户养老金本息全部转入新参保地，按新参保地有关标准核算，并享受相应待遇。转入地无法接纳养老保险关系的，可根据本人意愿将个人账户暂时封存，待转入地建立城乡居民社会养老保险制度后转入，或者将个人账户的养老金本息全部退还本人。
　　第十八条 城乡居民参保后又参加城镇职工基本养老保险的可凭参加城镇职工养老保险的有关手续将城乡居民社会养老保险个人账户养老金本息全部退还本人。参加城镇职工基本养老保险的城乡居民，到退休年龄时不符合享受城镇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待遇的，可按规定将城镇职工基本养老保险部分资金转入城乡居民社会养老保险个人账户，按城乡居民社会养老保险标准核算，并享受相应待遇。
　　第十九条 参加农民工养老保险的返乡农民工，可将保险关系转入户籍地参保，并将农民工养老保险个人账户资金转入城乡居民社会养老保险个人账户，按城乡居民社会养老保险标准核算，并享受相应待遇。
　　第二十条 城乡居民社会养老保险个人账户资金，只能用于参保人员60周岁后养老，不得提前支取挪作他用。
　　
　　第四章 养老保险待遇
　　第二十一条 参保人员养老保险待遇由两部分组成，即：基础养老金和个人账户养老金。
　　第二十二条 城乡居民社会养老保险基础养老金现阶段全市标准为60周岁以上的城镇居民每人每月100元，农村居民每人每月80元，在未同时列入国家和省上的试点县区之前，由市、县区两级财政共同承担，其中榆阳区市财政承担30%即城镇居民每人每月30元，农村居民每人每月24元，区财政承担70%即城镇居民每人每月70元，农村居民每人每月56元；北部五县（神木县、府谷县、靖边县、定边县、横山县）市级财政承担10%即城镇居民每人每月10元，农村居民每人每月8元，县财政承担90%即城镇居民每人每月90元，农村居民每人每月72元；南部六县（绥德县、米脂县、佳县、吴堡县、清涧县、子洲县）市级财政承担90%即城镇居民每人每月90元，农村居民每人每月72元，县财政承担10%即城镇居民每人每月10元，农村居民每人每月8元。所需资金根据当年实际需要分别列入市、县区财政预算，县区确定高于全市补贴标准的部分由县区财政承担。从2009年起，凡同时列入国家和省上试点的北部六县区，市财政不再给予补贴，南部六县原由市财政承担部分，改由国家和省、市三级财政共同承担，市、县补贴标准根据国家、省上出台的补贴政策和县域经济发展情况适时调整。个人账户养老金计发办法为：个人账户积累总额除以国家规定的个人账户养老金计发月数。即60周岁的为：个人账户养老金月领取标准=个人账户积累总额÷139。个人账户养老金支付完时，在养老储备金中支付，养老储备金支付不足时，由本级财政列入预算给予补贴。
　　第二十三条 参保人员符合下列条件之一的，且符合参加城乡居民社会养老保险的家庭成员中的重点参保对象（含各分家居住的子女和家庭成员）均已参保并正常缴费的，自年满60周岁的下月起，可按月享受城乡居民社会养老保险待遇。
　　1、参保起始日已年满60周岁及以上的可享受基础养老金待遇；
　　2、参保缴费起始日45周岁（含45周岁）以上60周岁以下，按规定参保并足额缴纳了相应年份的养老保险费的；
　　3、参保缴费起始日45周岁以下，按规定参保，缴费年限累计满15年的。
　　第二十四条 参保人员年满60 周岁时，缴费年限不符合第二十三条2、3项规定的，可按照到龄上一年度缴费标准，一次性补足差额年限的保险费后，并从补清次月起按月享受城乡居民社会养老保险待遇。补缴保险费时不享受政府补贴。
　　第二十五条 参保人员养老保险待遇由经办机构按月实行社会化发放。县区经办机构为符合条件的居民核发《居民养老保险待遇领取证》，参保居民凭证按月领取。领取养老保险待遇的人员每年应参加资格认证。
　　第二十六条 参保人员养老保险待遇水平根据经济增长、城乡居民最低生活保障标准和城乡居民基本生活费用价格指数的变动适时调整。具体调整方案由市劳动保障部门会同财政部门提出，报市人民政府批准后执行。
　　第二十七条 参保人员(含参保缴费人员和享受养老保险待遇人员)死亡后，其直系亲属或者有关人员应当在一个月内到所属乡镇或街道办事处办理相关手续，并一次性发给丧葬补助费500元。参保缴费人员死亡后，可将其个人账户中的养老保险金结累总额本息全部退还给其法定继承人或指定受益人；享受养老保险待遇的人员死亡后，可将其个人账户中的养老保险金本息余额一次性支付给其法定继承人或指定受益人。
　　
　　第五章 基金监督管理
　　第二十八条 城乡居民社会养老保险基金纳入财政专户管理，市、县区经办机构在国有商业银行开设支出专户，基金实行预算管理、专款专用。
　　第二十九条 市、县区财政部门应按标准编制城乡居民社会养老保险财政补助年度预算，并及时将资金划拨到基金专户，确保城乡居民养老保险待遇的按时足额发放。
　　第三十条 各级经办机构应当建立健全城乡居民社会养老保险基金的财务、会计、统计和内部审计制度。按年度编制社会保险基金收支预决算，自觉接受社会保险基金监督部门监督。建立健全社会保障信息服务网络，努力为参保居民提供优质高效服务。
　　第三十一条 城乡居民社会养老保险基金积累应按国家有关规定存入国有商业银行和认购国家债券，确保基金安全和保值增值，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擅自改变其性质和用途。
　　第三十二条 经办机构及其工作人员弄虚作假、套取政府补贴和违反规定发放养老保险待遇、挪用养老保险基金的，由劳动和社会保障部门或者上级行政机关责令限期改正；情节严重的，对主要负责人和直接责任人给予行政处分；构成犯罪的，移交司法机关追究刑事责任。
　　
　　第六章 附 则
　　第三十三条 参加老农保的人员要逐步过渡到本办法。
　　第三十四条 市劳动社会保障局和财政局根据本办法制定相关的实施意见和财务、基金管理制度报市政府同意后实施。县区人民政府要根据本办法制定具体的实施细则，报市政府批准后，认真组织实施。
　　第三十五条 本办法自2009年1月1日起施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