郑州市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修改《郑州市市政工程设施管理条例》的决定
河南省郑州市人大常委会
郑州市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修改《郑州市市政工程设施管理条例》的决定
（2005年6月22日郑州市第十二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十二次会议通过
2005年12月2日河南省第十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二十次会议批准）
郑州市第十二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十二次会议根据国家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结合郑州市实际情况，决定对《郑州市市政工程设施管理条例》作如下修改：
一、将第四条修改为：“市市政行政主管部门主管本市市政工程设施的管理工作。各区市政行政主管部门按照分工负责管理所管辖范围内的市政工程设施。
“市相关市政工程管理机构和各区市政工程管理机构按照职责分工，负责相关市政工程设施的管理和养护、维修。
“其他有关部门应在各自的职权范围内，做好与市政工程设施管理有关的工作。”
二、第六条增加一款，作为第二款，内容为：“市政行政主管部门管理的市政工程设施，由相关市政工程管理机构按照职责分工负责日常管理和组织养护、维修。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投资建设的市政工程设施，由产权单位或者其委托的单位负责管理、养护和维修。”
三、将第八条修改为：“新建、扩建、翻修城市道路应当与城市各种设施建设统筹安排，坚持先地下后地上的原则。市、区市政行政主管部门负责协调。
“依附于城市道路建设各种管线、杆线及亭、棚、台、箱、井等设施的，不得妨碍车辆、行人通行，不得损坏城市道路设施，并须经市、区市政行政主管部门事前批准。”
四、将第十条修改为：“履带式、铁轮式车辆和超过道路限定荷载的机动车需要在铺装路面上行驶的，应当经市市政行政主管部门同意，按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限定的时间、路线通行。”
五、将第十一条修改为：“因特殊需要临时占用城市道路，应当经市或者区市政行政主管部门批准；影响交通安全的，还应征得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的同意。
“临时占用城市道路经批准后，应当按规定向市政工程管理机构缴纳道路占用费。收取的道路占用费用于城市道路设施的养护维修。
“禁止占用城市道路作为商品交易市场。占用城市道路作为商品交易市场的，由城市管理行政执法机关责令限期清退，恢复城市道路功能。损坏道路设施的，应当限期修复，并经市政工程设施管理机构验收。”
六、增加一条作为第十二条，内容为：“在城市道路范围内禁止建设停车场；但在不影响道路设施完好和行人、车辆通行的情况下，可以由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会同市政行政主管部门施划停车泊位。施划停车泊位禁止占用盲道。”
七、第十三条改为第十四条，内容修改为：“因施工临时占用道路的单位或者个人，应当在施工现场按规定设置封闭围挡和交通安全警示标志，工程完工后及时拆除清理。”
八、第十四条改为第十五条，内容修改为：“掘动城市道路实行计划管理。”
“因工程建设需要掘动城市道路的，掘动单位应当持城市规划行政主管部门核发的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经市或者区市政行政主管部门批准；影响交通安全的，还应征得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的同意。”
“经批准掘动城市道路，应当按规定向市政工程管理机构缴纳掘动修复费，并在限定期限内掘动。”
九、第十五条改为第十六条，内容修改为：“地下设施出现突发故障需要掘动道路进行抢修的，掘动单位应当在开挖抢修的同时，报市政工程管理机构和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并在二十四小时内办理道路掘动手续，在限定时间内抢修完毕。”
十、第十六条改为第十七条，内容修改为：“新建、扩建、改建的城市道路交付使用后五年内、大修的城市道路竣工后三年内不得挖掘；因特殊情况确需掘动的，须经市或者区人民政府批准，并增缴五至十倍掘动修复费。”
十一、第十八条改为第十九条，将第(二)项修改为：“动工前报市政工程管理机构验线，竣工后报市政工程管理机构和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验收”；将第(三)项修改为：“在限定的时间内施工和完工，并在施工现场的公示牌上标明工期和施工单位”；将第(九)项修改为：“施工结束后，及时清运所积存垃圾、余土、废旧料、多余材料等，清除道路上的障碍，消除安全隐患。”
十二、第十九条改为第二十条，内容修改为：“掘动道路施工结束后，市、区市政工程管理机构应当及时组织修复路面，并保证工程质量。”
十三、第二十一条改为第二十二条，内容修改为：“市、区市政工程管理机构应在桥涵设置限载、限高、限速标志。
“机动车辆通过桥涵，应当遵守标志牌的规定。超过桥梁限定荷载的，应当经市或者区市政行政主管部门批准，采取安全防范措施后，按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限定的时间和速度通过。”
十四、第二十二条改为第二十三条，内容修改为：“禁止擅自在城市桥涵设施上挖孔打眼、装管布线、装置有碍桥涵正常使用的设施。借用桥涵架设各种管线及附属设施的，应当经市或者区市政行政主管部门同意。”
十五、第二十七条改为第二十八条，将其中的“市政工程管理机构”修改为“市政行政主管部门”。
十六、第二十八条改为第二十九条，内容为：“排水用户的排水管道应当实行雨污分流，现有未实行雨污分流的排水管道，由市市政行政主管部门责令限期改造。
“排放生产、生活污水和雨水的户管需要连接城市排水设施的，应报市市政行政主管部门批准，办理排水许可证。”
十七、第二十九条改为第三十条，将其中的“市政工程管理机构”修改为“市政行政主管部门”。
十八、第三十条改为第三十一条，内容修改为：“管道排水用户排放污水的水质应当符合城市排水管道排放水质标准，超过排放标准的，应当征得市市政行政工程管理机构同意，并定期向市市政工程管理机构报送水质化验资料。
“经市市政工程管理机构同意超标排放污水的，由市市政行政主管部门发给临时排水许可证，临时排水许可证有效期最长不超过两年。排水用户必须在临时排水许可证的有效期内进行治理。”
十九、第三十四条改为第三十五条，增加一款，作为第二款，内容为：“已缴纳城市污水处理费的排水用户，不再缴纳排水设施使用费。”
二十、第四十四条改为第四十五条，内容修改为：“禁止擅自接用路灯电源线路和占用路灯线杆。确需接用路灯电源线路或者占用路灯线杆的，应当经市市政工程管理机构同意。”
二十一、第四十五条改为第四十六条，内容修改为：“拟建悬空线路与已建的路灯专用线路交叉跨越时，应当按有关规定保持安全距离。确需升降路灯专用线路、动迁路灯线杆及其他设施的，应当报规划行政主管部门、市市政行政主管部门批准。”
二十二、第四十八条改为第四十九条，将其中的“市市政工程管理机构”修改为“市、区市政工程管理机构”。
二十三、第四十九条改为第五十条，将其中的“市市政工程管理机构”修改为“市、区市政工程管理机构”；删去第三项。
二十四、增加一条，作为第五十一条，内容为：“市政工程管理机构应当建立经常性检查制度，明确责任地段和责任人员，加强对市政工程设施的维修、养护。发现窨井盖缺失、损坏的，市政工程管理机构或有关产权单位应当立即到场，设置警示标志，并在当日内修复。”
二十五、第五十条改为第五十二条，将其中的“市政工程管理人员”修改为“市政工程管理执法人员”。
二十六、第五十一条改为第五十三条，内容修改为：“任何单位和个人对违反本条例的行为有检举、揭发的权利。对检举、揭发有功者，市政行政主管部门或城市管理行政执法机关应当给予表彰、奖励。
“对检举、揭发的违法行为，城市管理行政执法机关或有关部门应当及时依法查处。”
二十七、第五十二条改为第五十四条，将其中的“市政工程管理人员”修改为“市政工程管理执法人员”。
二十八、删去第五十三条。
二十九、第五十四条改为第五十五条，将其中的“本条例第五十三条规定的罚款，按照下列规定执行”修改为“对违反本条例规定的下列行为，由市、区城市管理行政执法机关或其委托的机构按照管理权限责令限期改正，给予警告，并可按下列规定处以罚款”；增加两项作为第(八)项和第(九)项，内容分别为：“违反本条例第十一条第一款、第十五条第二款、第十七条规定，未经批准擅自占用或掘动道路的，责令向市政工程设施管理机构补缴道路占用费或掘动修复费，并处以二万元以下罚款”；“履带式、铁轮式车辆和超过道路限定荷载的机动车未经同意在铺装路面上行驶的，责令改正，并处以一千元以上三千元以下罚款。”
三十、增加一条，作为第五十六条，内容为：“未取得排水许可证擅自向市政排水设施排放污水或超标排放污水的，市市政行政主管部门可以责令停止排水或采取必要措施制止排水，并可处以二千元以上五千元以下罚款。”
三十一、第五十五条改为第五十七条，删去第二款。
三十二、第五十六条改为第五十八条，内容修改为：“在市政工程设施范围内的违法建筑物、构筑物在限期内不自行拆除的，市、区城市管理行政执法机关可以强行拆除；擅自堆放物资影响市政工程设施运行和养护，在限期内不清运的，市、区城市管理行政执法机关可以强行运出；对正在实施损坏市政工程设施的行为，拒不执行市、区城市管理行政执法机关责令停止的决定时，市、区城市管理行政执法机关可以暂扣、查封继续从事违法行为的工具、机具。强行拆除、强行运出所需费用由责任人承担。”
三十三、第五十九条改为第六十一条，内容修改为：“本市各县（市）城区、建制镇、工矿区、风景名胜区范围内的市政工程设施管理工作，可参照本条例执行。”
三十四、删去第六十条。
三十五、删去第六十一条。
另外，还对部分条款的文字和顺序作了技术性改动。
《郑州市市政工程设施管理条例》根据本决定作相应修正，重新公布。
本决定自2006年1月1日起施行。
郑州市城市市政工程设施管理条例
（1990年12月28日郑州市第九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十三次会议通过
1991年6月20日河南省第七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二十二次会议批准
根据1997年3月13日郑州市第十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二十九次会议通过
1997年7月25日河南省第八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二十七次会议批准的
《关于修改〈郑州市市政工程设施管理条例〉的决定》修正
根据2005年6月22日郑州市第十二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十二次会议通过
2005年12月2日河南省第十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二十次会议批准的
《关于修改〈郑州市市政工程设施管理条例〉的决定》第二次修正）
第一章 总 则
第一条 为加强市政工程设施管理，使其充分发挥效益，更好地为城市生产、生活服务，根据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结合本市实际情况，制定本条例。
第二条 本条例所称市政工程设施是指下列设施：
（一）城市道路设施，包括城市道路规划红线范围内的车行道、人行道、路肩、路坡、路边沟、街头空地和广场、公共停车场等设施及其附属构筑物；
（二）城市桥涵设施，包括河道桥梁、涵洞、立体交叉桥、过街人行桥、地下人行通道及其附属构筑物；
（三）城市排水设施，包括公用的排水管道、明沟、暗渠、进水井、检查井、排水泵站、污水处理设施及其附属建筑物、构筑物；
（四）城市防洪设施，包括河道、泄洪道、明渠、堤岸、河坝、闸门以及堤防安全保护范围内的附属设施；
（五）城市道路照明设施，包括公共道路、广场、桥涵、河道、公共绿地等处的路灯及其附属设施。
第三条 本市市辖各区范围内市政工程设施的管理，适用本条例。
第四条 市市政行政主管部门主管本市市政工程设施的管理工作。各区市政行政主管部门按照分工负责管理所管辖范围内的市政工程设施。
市相关市政工程管理机构和各区市政工程管理机构按照职责分工，负责相关市政工程设施的管理和养护、维修。
其他有关部门应在各自的职权范围内，做好与市政工程设施管理有关的工作。
第五条 市政工程设施建设应当服从城市总体规划，合理布局，配套建设。
第六条 市政工程设施管理工作应当贯彻统一管理、加强养护、积极改善、逐步提高的方针，保持市政工程设施处于完好状态和正常运转。
市政行政主管部门管理的市政工程设施，由相关市政工程管理机构按照职责分工负责日常管理和组织养护、维修。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投资建设的市政工程设施，由产权单位或者其委托的单位负责管理、养护和维修。
第二章 城市道路设施管理
第七条 市政工程管理机构应当加强城市道路的养护维修，保持路面平整、设施完好，提高通行能力和服务水平。
第八条 新建、扩建、翻修城市道路应当与城市各种设施建设统筹安排，坚持先地下后地上的原则。市、区市政行政主管部门负责协调。
依附于城市道路建设各种管线、杆线及亭、棚、台、箱、井等设施的，不得妨碍车辆、行人通行，不得损坏城市道路设施，并须经市、区市政行政主管部门事前批准。
第九条 禁止在铺装路面上焚烧物品、拌和、存放砂浆、石灰、混凝土，禁止擅自移动、掘动道路设施及其他损害道路设施的行为。
第十条 履带式、铁轮式车辆和超过道路限定荷载的机动车需要在铺装路面上行驶的，应当经市市政行政主管部门同意，按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限定的时间、路线通行。
第十一条 因特殊需要临时占用城市道路，应当经市或者区市政行政主管部门批准。影响交通安全的，还应征得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的同意。
临时占用城市道路经批准后，应当按规定向市政工程管理机构缴纳道路占用费。收取的道路占用费用于城市道路设施的养护维修。
禁止占用城市道路作为商品交易市场。占用城市道路作为商品交易市场的，由城市管理行政执法机关责令限期清退，恢复城市道路功能。损坏道路设施的，应当限期修复，并经市政工程设施管理机构验收。
第十二条 在城市道路范围内禁止建设停车场；但在不影响道路设施完好和行人、车辆通行的情况下，可以由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会同市政行政主管部门施划停车泊位。施划停车泊位禁止占用盲道。
第十三条 下列范围批准临时占用须严格控制：
（一）车行道；
（二）主、次干道的人行道和其他宽度不足三米的人行道；
（三）广场、主次干道交叉口和铁路道口周围各五十米范围内；
（四）公交车站周围十米范围内；
（五）消防栓、测量标志、进水井、检查井、路灯线杆以及闸阀设施周围三米范围内。
第十四条 因施工临时占用道路的单位或者个人，应当在施工现场按规定设置封闭围挡和交通安全警示标志，工程完工后及时拆除清理。
第十五条 掘动城市道路实行计划管理。
因工程建设需要掘动城市道路的，掘动单位应当持城市规划行政主管部门核发的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经市或者区市政行政主管部门批准；影响交通安全的，还应征得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的同意。
经批准掘动城市道路，应当按规定向市政工程管理机构缴纳掘动修复费，并在限定期限内掘动。
第十六条 地下设施出现突发故障需要掘动道路进行抢修的，掘动单位应当在开挖抢修的同时，报市政工程管理机构和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并在二十四小时内办理道路掘动手续，在限定时间内抢修完毕。
第十七条 新建、扩建、改建的城市道路交付使用后五年内、大修的城市道路竣工后三年内不得挖掘；因特殊情况确需掘动的，须经市或者区人民政府批准，并增缴五至十倍掘动修复费。
第十八条 每年十一月中旬至第二年三月中旬和法定节日、全市性重大活动的前十五日、后五日内，不准掘动道路。
第十九条 掘动道路施工应当遵守下列规定：
（一）能采取顶管过路的采取顶管施工；
（二）动工前报市政工程管理机构验线，竣工后报市政工程管理机构和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验收；
（三）在限定的时间内施工和完工，并在施工现场的公示牌上标明工期和施工单位；
（四）施工现场设置明显的安全警示标志和防护设施；
（五）在指定的地点弃土、堆放材料；
（六）在不能断行的路段设置临时通行设施；
（七）施工中遇到管线冲突时，与有关部门协商一致后再行施工；
（八）分层夯实回填土，不得混入垃圾、泥浆及其他杂物；
（九）施工结束后，及时清运所积存垃圾、余土、废旧料、多余材料等，清除道路上的障碍，消除安全隐患。
第二十条 掘动道路施工结束后，市、区市政工程管理机构应当及时组织修复路面，并保证工程质量。
第三章 城市桥涵设施管理
第二十一条 市、区市政工程管理机构应当经常观测、检查城市桥涵的内部结构变化情况，随时记录，积累资料，防止意外事故发生，保证桥涵安全。
第二十二条 市、区市政工程管理机构应在桥涵设置限载、限高、限速标志。
机动车辆通过桥涵，应当遵守标志牌的规定。超过桥梁限定荷载的，应当经市或者区市政行政主管部门批准，采取安全防范措施后，按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限定的时间和速度通过。
第二十三条 禁止擅自在城市桥涵设施上挖孔打眼、装管布线、装置有碍桥涵正常使用的设施。借用桥涵架设各种管线及附属设施的，应当经市或者区市政行政主管部门同意。
第二十四条 禁止在城市桥涵设施及保护范围内修建影响桥涵功能与安全的建筑物、构筑物及从事爆破、挖坑取土等有碍桥涵安全的作业。
第四章 城市排水设施管理
第二十五条 市市政工程管理机构应当维护城市排水设施的完好，保持管渠畅通和设施的正常运行。
第二十六条 在城市排水设施及依照国家有关规定确定的保护范围内禁止下列行为：
（一）破坏、堵塞或者擅自移动、占压排水设施；
（二）排放腐蚀性物质、剧毒物质、易燃、易爆性物质和有害气体；
（三）倾倒垃圾、粪便、废渣、施工废料和排放灰浆及其他杂物；
（四）种植农作物或者挖坑取土；
（五）修建影响排水设施功能发挥和安全的建筑物、构筑物。
第二十七条 建设工程施工时，应当采取措施，保护城市排水设施不受损坏。
拟建地下管线可能影响已建成的排水设施的，按照后建让先建、压力管让无压管的原则，由建设单位与市市政工程管理机构会商，达成一致意见后，报城市规划行政主管部门批准。
禁止其他地下管线穿通排水管道、检查井和雨水井。
第二十八条 建设工程施工确需迁建、改建城市排水设施的，迁建或改建方案应报经市市政行政主管部门批准。迁建或改建工程完工，经市市政工程管理机构验收合格后，方可拆除原有城市排水设施。
迁建、改建城市排水设施所需费用，由建设单位承担。
第二十九条 排水用户的排水管道应当实行雨污分流，现有未实行雨污分流的排水管道，由市市政行政主管部门责令限期改造。
排放生产、生活污水和雨水的户管需要连接城市排水设施的，应报市市政行政主管部门批准，办理排水许可证。
第三十条 排水用户应当按照市政排水设施技术要求修建户管。未经市市政行政主管部门批准，不得加压排放，不得将污水管道与雨水管道相接。
第三十一条 管道排水用户排放污水的水质应当符合城市排水管道排放水质标准，超过排放标准的，应当征得市市政工程管理机构同意，并定期向市市政工程管理机构报送水质化验资料。
经市市政工程管理机构同意超标排放污水的，由市市政行政主管部门发给临时排水许可证，临时排水许可证有效期最长不超过两年。排水用户必须在临时排水许可证的有效期限内进行治理。
第三十二条 市市政工程管理机构应当定期检测排水用户排放的污水水质，建立污水水质档案。
第三十三条 因突发事件排放、泄露有毒有害污水的排水用户，应当立即采取有效措施，制止或者减少危害，并报有关部门调查处理，同时报市市政工程管理机构。
第三十四条 城市排水设施发生故障或者遇到险情需要断水抢修时，市市政工程管理机构应当通知用户。排水用户应当采取措施，配合抢修。
第三十五条 向城市排水设施内排放污水的用户，应当按规定向市市政工程管理机构缴纳排水设施使用费。排水设施使用费用于排水设施的养护维修。
已缴纳城市污水处理费的排水用户，不再缴纳排水设施使用费。
第五章 城市防洪设施管理
第三十六条 市市政工程管理机构应当做好城市防洪河道的清障、清淤和防洪设施的检查、维修工作，保证河道流水畅通和防洪设施完好。
第三十七条 禁止向河道内倾倒垃圾、废渣，禁止擅自在河道内设栏筑坝，禁止漂洗有毒有害物品和冲洗砂石物料。向河道内排放污水应遵守水污染防治法的有关规定。
第三十八条 在河道堤防安全保护区内，禁止挖坑取土、开荒种地、擅自堆放物料、违法施工和建筑等有碍河堤安全和功能的行为。
第三十九条 因特殊情况需要占用、挖掘河道、堤岸的，应当报经市市政工程管理机构同意，并按有关规定办理手续。
第四十条 河道及其保护区内的防洪设施、公用设施及其他构筑物，不得擅自拆卸、移动和损坏。
第四十一条 在河道堤岸上存放的抢险防汛物资，禁止擅自动用、转让和损坏。
第四十二条 全市所有单位和个人均有参加防洪抢险的义务。沿河单位和居民应当协助有关部门维护好城市防洪设施。
第六章 城市道路照明设施管理
第四十三条 市市政工程管理机构应当加强城市道路照明设施的养护维修，及时组织排除故障，确保城市道路照明设施正常发挥功能。
供电部门应当保证城市道路照明设施正常供电。
第四十四条 禁止损坏、擅自拆卸城市道路照明设施，禁止在路灯杆周围三米以内挖坑取土、堆放物料、违法建筑及从事其他有碍道路照明设施安全的行为。
第四十五条 禁止擅自接用路灯电源线路和占用路灯线杆。确需接用路灯电源线路或者占用路灯线杆的，应当经市市政工程管理机构同意。
第四十六条 拟建悬空线路与已建的路灯专用线路交叉跨越时，应当按有关规定保持安全距离。确需升降路灯专用线路、动迁路灯线杆及其他设施的，应当报规划行政主管部门、市市政行政主管部门批准。
第四十七条 单位自筹资金架设公用路灯线路，应报供电部门和市市政工程管理机构批准。建成后，由城市路灯专用电源供电，市市政工程管理机构负责管理。
第四十八条 因自然灾害或其他事故造成路灯设施损坏的，市市政工程管理机构应当及时组织抢修，恢复照明，有关单位或个人应当予以协助。需要分清责任的，在故障排除后由市市政工程管理机构会同有关部门调查处理。
第七章 管理与监督
第四十九条 市、区市政工程管理机构应当履行下列义务：
（一）宣传、贯彻市政工程设施管理的法律、法规、规章；
（二）组织养护维修市政工程设施并使其发挥正常功能；
（三）及时组织排除市政工程设施故障；
（四）保护单位和公民使用市政工程设施的合法权益；
（五）提供有关市政工程设施方面的咨询服务。
第五十条 市、区市政工程管理机构行使下列职权：
（一）依照本条例规定管理市政工程设施；
（二）检查市政工程设施的使用情况；
（三）参与制定市政工程设施建设的专业规划和新建、扩建、改建计划；
（四）对使用市政工程设施发生的争议进行协调、处理；
（五）在建工程严重影响市政工程设施发挥正常功能的，责成建设单位采取补救措施；
（六）参与市政工程设施设计图纸的审查；
（七）参与市政工程设施和涉及市政工程设施的工程的监督检查和竣工验收；
（八）参与处理涉及市政工程设施的突发性事故。
第五十一条 市政工程管理机构应当建立经常性检查制度，明确责任地段和责任人员，加强对市政工程设施的维修、养护。发现窨井盖缺失、损坏的，市政工程管理机构或有关产权单位应当立即到场，设置警示标志，并在当日内修复。
第五十二条 市政工程管理执法人员执行检查公务时，应当向被检查者出示检查证件，被检查者应当主动配合，如实提供情况。
第五十三条 任何单位和个人对违反本条例的行为有检举、揭发的权利。对检举、揭发有功者，市政行政主管部门或城市管理行政执法机关应当给予表彰、奖励。
对检举、揭发的违法行为，城市管理行政执法机关或有关部门应当及时依法查处。
第五十四条 市政工程管理执法人员应当秉公执法，不得徇私舞弊、收受贿赂，不得玩忽职守、滥用职权。
第八章 法律责任
第五十五条 对违反本条例规定的下列行为，由市、区城市管理行政执法机关或其委托的机构按照管理权限责令限期改正，给予警告，并可按下列规定处以罚款：
（一）违反本条例第九条规定的，每平方米处以三十元以上一百元以下罚款，总额不得超过二万元；
（二）违反本条例第十九条第（二）、（四）、（八）项规定的，处以五百元以上二千元以下罚款；
（三）违反本条例第二十三条、第二十四条规定，妨碍桥涵正常使用的，处以三百元以上一千元以下罚款；危害桥涵安全的，处以五千元以上二万元以下罚款；
（四）违反本条例第二十六条第（一）、（二）、（五）项、第二十七条第三款、第三十条、第三十九条规定的，处以一千元以上一万元以下罚款；
（五）违反本条例第二十六条第（三）、（四）项、第三十七条规定的，处以五百元以上二千元以下罚款；
（六）违反本条例第三十八条、第四十条、第四十一条规定，影响城市防洪设施功能的，处以二千元以上一万元以下罚款；
（七）违反本条例第四十四条、第四十五条规定的，处以三百元以上一千元以下罚款；
（八）违反本条例第十一条第一款、第十五条第二款、第十七条规定，未经批准擅自占用或掘动道路的，责令向市政工程设施管理机构补缴道路占用费或掘动修复费，并处以二万元以下罚款；
（九）履带式、铁轮式车辆和超过道路限定荷载的机动车未经同意在铺装路面上行驶的，责令改正，并处以一千元以上三千元以下罚款。
第五十六条 未取得排水许可证擅自向市政排水设施排放污水或超标排放污水的，市市政行政主管部门可以责令停止排水或采取必要措施制止排水，并可处以二千元以上五千元以下罚款。
第五十七条 违反本条例规定，造成市政工程设施损坏的或者影响市政工程设施养护维修施工作业的，除给予行政处罚或其他处罚外，还应当负责修复或者赔偿。
第五十八条 在市政工程设施范围内的违法建筑物、构筑物在限期内不自行拆除的，市、区城市管理行政执法机关可以强行拆除；擅自堆放物资影响市政工程设施运行和养护，在限期内不清运的，市、区城市管理行政执法机关可以强行运出；对正在实施损坏市政工程设施的行为，拒不执行市、区城市管理行政执法机关责令停止的决定时，市、区城市管理行政执法机关可以暂扣、查封继续从事违法行为的工具、机具。强行拆除、强行运出所需费用由责任人承担。
第五十九条 因市政工程管理机构的责任，造成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人身或者财产损失的，市政工程管理机构应负责赔偿；对直接责任人或者负责人可给予行政处分；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第六十条 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不服市政行政主管部门或城市管理行政执法机关所作的具体行政行为的，可以依法申请复议或者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
第九章 附 则
第六十一条 本市各县（市）城区、建制镇、工矿区、风景名胜区范围内的市政工程设施管理工作，可参照本条例执行。
第六十二条 本条例自公布之日起施行。
刑事和解制度与检察权的运用
徐军
内容摘要
刑事和解制度是历史发展的必然选择。建立具有中国特色的刑事和解制度，不能简单移植西方的刑事和解的概念，要在不违背我国刑事诉讼理论基础的构架内，建立刑事和解制度。加害人、被害人、司法机关是刑事和解的适格主体，刑事和解包含两个法律程序，加害人与被害人达成民事和解协议是前置程序，司法机关的裁决是决定程序。刑事和解不应局限在刑事诉讼中的某个阶段，而应贯穿于案件侦查终结后刑事诉讼的过程。刑事和解制度的科学设计应以恢复正义理论为指导，以促进被破坏社会关系的修复、构建和谐社会为目标，要避免刑事和解制度对罪行法定原则、罪行相适应原则、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原则的侵犯。在刑事和解过程中，检察机关要充分发挥法律监督职能作用，确保刑事和解的公正性。
关键词 刑事和解；法律价值；刑事和解的主体；刑事和解定义；制度设计；检察权的运用
2002年以来，北京、上海、浙江等地的司法机关对公诉案件适用刑事和解制度进行了积极的探索，并积累了一定的司法实践经验，2006年以后，更多的司法机关在尝试运用刑事和解制度处理一些轻微刑事案件。刑事和解代表着一种全新的司法理念，它所体现的恢复性司法理念是西方新兴的一种刑事处理方式，目的是恢复犯罪人所破坏的社会关系，弥补被害人所受到的伤害，使犯罪人改过自新、回归社会，它对犯罪人不是简单地视为异类，而是在司法工作者的主持下，在犯罪人与被害人之间进行沟通和交流，求得被害人谅解，从而确定犯罪发生后的解决方案。在全球法律文化交流加速和国内和谐社会建设的背景下，刑事和解制度也开始进入我国刑事法学者和立法者、司法者的视野，刑事和解这一全新的纠纷解决模式已经悄然形成，在刑事诉讼法再修改之际，刑事和解制度呼之欲出，但与此不相适应的是现阶段对刑事和解的理论研究相对滞后，对刑事和解的主体、定义、具体程序设计等方面存在诸多的争论，本文拟对刑事和解制度与检察权的运用作粗浅的探讨，以作为引玉之砖。
一、建立刑事和解制度是历史发展的必然选择
党的十六大以来，我们党对社会和谐的认识不断深化，明确了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总体布局中的地位，十六届六中全会做出了关于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标志着党在意识形态领域的主导思想，完全摆脱了“阶级斗争为纲”的桎梏，从以斗争哲学政治观为主转变到以和谐哲学政治观为主，这一转变必将对刑事的立法、司法行为产生重大而深远的影响。为确保在刑事司法领域做到司法公正，真正实现社会公平正义，加强社会和谐的司法保障，党中央在新的历史时期，提出了社会主义法治理念、宽严相济刑事政策，完善诉讼、检察监督、刑罚执行、教育矫正、刑事赔偿等一系列的战略构想。各级司法机关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在实践中积极开展了对刑事和解制度的探索。
1、社会矛盾的特殊性和现实性是催生刑事和解制度的决定因素。从政治的角度看，社会矛盾可划分为敌我矛盾和人民内部矛盾；从对事物发展变化影响的强度上划分，社会矛盾可分为主要矛盾和次要矛盾。社会矛盾普遍存在，并且不是一成不变，而是总是处于运动发展变化之中，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而表现出时代性特征。在人类历史的发展长河中，战争与犯罪对社会关系造成了巨大的破坏，是社会矛盾的主要形式和内容。新中国成立前后，推翻三座大山的压迫和捍卫新生政权，是当时的主要社会矛盾，并且是冲突非常剧烈的敌我矛盾，在生死存亡之际，客观上要以斗争哲学为指导，坚持“一分为二”的方法论，认清敌我，采取极端的斗争方式严厉打击敌人和犯罪行为，以巩固新生政权。新中国成立后，特别是十一届三中全会改革开放以来，在和平建设年代，我们所面临的任务是，要以和谐哲学观为指导，坚持“合二为一”的方法论，凝聚人心，团结力量，求同存异共同发展，加快建设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步伐，并非要重建一个新的世界。社会的主要矛盾已不是敌我矛盾，而是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同落后的社会生产之间的矛盾，不可否认，现阶段刑事犯罪范畴内的敌我矛盾依然存在，表现为危害国家安全犯罪、恐怖犯罪、反人类罪、黑社会性质犯罪、反社会罪等，某些时候可能表现得非常尖锐，但绝不是主要的犯罪表现形式，除上述几种特定的犯罪以外，其余的大量犯罪行为均属于人民内部矛盾。在处理人民内部矛盾范畴内的犯罪时，刑事和解制度无疑是一个重要的选择，适用刑事和解制度契合了“盛世用轻刑”的法律文化传统思想。
2、刑事和解制度蕴含了诸多的法律价值。刑事和解理论基础由恢复正义理论、价值平衡理论、叙说理论等组成。与恢复正义相对应的是传统刑罚制度中的报复正义，报复正义坚守的是有罪必罚，强调国家权力在打击犯罪行为中的擅断，排斥当事人个人意志对国家权力的干扰和影响，突出在宏观上对犯罪行为所破坏社会关系的保护，较少注意到在个案上的价值平衡，现行刑事法律中没有将加害人对被害人的赔偿情况作为法定情节，而只是作为酌定情节，从一个侧面揭示出报复正义的理论内涵。恢复正义理论认为，犯罪破坏了加害人、被害人和社会之间的正常利益关系，恢复正义的任务就是在三者之间重建这种平衡，旨在重塑一个和谐社会，体现了“个人解决冲突”与国家权力之间的价值平衡，提升了被害人的诉讼地位，刑罚不再是实现正义的唯一途径，强调在实现正义过程中社会关系的良性互动，正义的评价标准不是有罪必罚，而是被加害人所破坏的社会关系是否得到及时修复。刑事和解制度在司法实践中充分彰显了刑事法律的正义、自由、秩序、效率价值。
（一）公平正义价值。刑事和解制度坚持的是以人为本，以保护被害人的利益为核心，同时兼顾到加害人的合法权益。对加害人处以刑罚，带给被害人的更多的是精神上的慰藉，使被害人因犯罪行为而遭受的损失得到有效及时的弥补，对被害人而言更具有现实意义，也充分体现出刑事法律的公平性。在我国传统刑事法律理论和实践中，被害人一直处于边缘地位，甚至不能取得与加害人同等的诉讼地位，忽视对被害人利益的保护，不利于被害人人权的保障。刑事和解以加害人的真心悔罪和有罪答辩为前提，这使得被害人能够在一个平和的环境中告诉加害人其行为对自己造成的身体、精神、经济损失后果，了解加害人犯罪时的动机，接受犯罪人的道歉，这种交流有助于减轻被害人的焦虑与仇恨，尽快恢复心理与情绪的稳定，从被害的阴影中解脱出来，在刑事和解制度下，将刑事法律关系由“二元结构模式”改造为“三元结构模式”，赋予被害人刑事法律关系主体地位，提高被害人在刑事案件处理过程中一定的实体权利，从而及时安抚其因犯罪行为及“冷漠司法”而受到的精神创伤，平息其报复犯罪心理，弥补犯罪行为给其造成的实际损失，从而充分实现维护和恢复社会秩序的刑法保护机能。[1]刑事和解制度有利于使被害人尽快获得经济赔偿和精神抚慰，避免加害人从与被害人之间的尖锐矛盾出发，而宁愿选择接受刑事处罚拒绝赔偿被害人的经济损失，加害人虽然因犯罪行为受到了刑事处罚，但被害人却没有得到相应的赔偿，造成一种事实上的不公平，有违现代司法制度所强调的“建立或者强化将被害人的恢复作为首要考虑的恢复性司法制度”，并且也导致当事人之间的关系长期处于矛盾状态；刑事和解制度有利于对加害人合理利益的保护及再社会化。刑事和解制度充分体现了对加害人从轻处罚的司法原则，使加害人所承担的民事责任和刑事责任得以有效平衡，避免使加害人承担更重的有失公允的法律责任，尽量减小长期的诉讼过程、刑事处罚所带给加害人的心理压力。在刑事和解过程中，通过对加害人的教育、感化、挽救、帮助，能促使其对自身的行为后果真诚地悔过。刑事和解一般采取非刑罚化处理方式，使加害人不再承担刑事责任或减轻刑事责任。因和解协议的达成与履行而不再启动或中止追诉程序，对加害人可以避免造成“标签”式的影响，打消其自暴自弃心理，帮助其恢复自信顺利回归到正常的社会生活之中。
（二）自由价值。刑事和解制度的前提条件是当事人之间达成民事和解协议，民事和解协议强调当事人的真实意思自由表示，司法机关运用刑事和解制度对案件所做出的处理决定，表明国家权力对私权力的尊重与妥协。
（三）效率与诉讼经济价值。刑事和解制度有利于促使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如实供述犯罪事实，使犯罪行为及时得到惩处，尽快修复因犯罪行为而受到侵害的社会关系，培养公民的诚信道德意识；有利于节约诉讼成本，减少讼累，提高诉讼效率。适用刑事和解快速、合法、有效地处理大量轻微刑事案件，对案件在诉讼程序上起到了繁简分流作用，使司法机关能更加有效地集中人、财、物等资源，重点处置对社会秩序造成严重破坏、社会影响较大的案件。
3、刑事和解制度是落实宽严相济刑事政策的重要手段和措施，契合了构建和谐社会的时代主题。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是一个不断化解社会矛盾的持续过程，在刑事司法领域的要求是最大限度地增加和谐因素，最大限度地减少不和谐因素，不断促进社会和谐，正是为了加强和谐社会的司法保障，党中央在新的历史时期提出了宽严相济刑事政策。宽严相济刑事政策的核心是严格依法、区别对待、注重效果。注重效果要求的是打击犯罪和保障人权的统一，公平正义和诉讼效率的统一，法律效果和社会效果的统一。区别对待要求的是认真分析每一个具体的犯罪现象，区别犯罪的性质、犯罪的轻重、犯罪侵害的法益、犯罪的情节、手段、犯罪组织形式、悔罪态度，权衡利弊，该宽则宽，该严则严，宽不是法内施恩，严不是法外无度，做到宽严有据、宽严有度、宽严合法、宽严合理。宽严相济刑事政策是刑事立法、司法的指导原则，“严打”方针和刑事和解制度成为这一原则的有效载体。如果说从重从快的“严打”方针体现的是“严”的一面，对危害国家安全、恐怖主义、累犯、重大暴力犯罪、黑社会性质犯罪、有组织犯罪等予以坚决打击，那么刑事和解制度所采取的非刑罚化措施、对加害人的不予追诉、从轻处理则体现的是从宽的一面。刑事追诉的目的在于预防和控制犯罪，在司法实践中，对于某些犯罪，如行为人主观恶性不深、人身危险性不大的未成年人犯罪、过失犯罪、初犯、偶犯等，予以追诉并处以刑罚并不一定能够收到预期的效果，反而可能导致罪犯之间的交叉感染，使被追诉者被贴上犯罪标签而难以回归社会，各地实行刑事和解的司法实践表明，刑事和解对于预防犯罪有着积极意义。刑事和解是和谐社会的内在要求，刑事和解将刑法和刑事诉讼法中的“合意”、“共识”、“可接受性”这些理念和精神结合起来，使得刑事案件的当事人双方都能接受处理，可以尽量减少双方在刑事诉讼中的对立，减少上诉、申诉和其他后遗症，使判决或案件的处理更加符合社会和谐的需要。[2]
二、关于刑事和解的主体和刑事和解定义
关于刑事和解的主体，主要有以下几种观点：（一）是认为刑事和解的主体包括加害人、被害人和调停人；（二）是认为刑事和解的主体包括加害人、被害人，不包括相应的司法机关；（三）是认为刑事和解的适格主体包括追诉机关（自诉人），被害人并非刑事和解的适格主体。主要理由是：犯罪不仅侵害了个人法益，现代意义上的刑事纠纷本质上是国家与被追诉人之间的纠纷。在公诉程序中，追诉机关拥有决定诉讼进程的权力，而被害人无权启动或终止诉讼，因此，公诉案件的刑事和解发生在追诉机关和被诉人之间，被害人无权与加害人“私了”本属于公诉范围的刑事纠纷。
要明确刑事和解的主体，首先要准确界定刑事和解的概念。对于刑事和解的定义，目前绝大多数学者都采用西方国家通行的表达方式，即认为“所谓刑事和解，又称加害人与被害人的和解，一般是指在犯罪后，经由调停人的帮助，使加害人和被害人直接相谈、协商，解决纠纷或冲突的一种刑事司法制度”。但这一定义不能简单地移植到我国刑事立法和司法领域，与我国现有刑事诉讼理论存在诸多相悖之处。在我国刑事法律理论中，认为追诉犯罪和对被告人处以刑罚是一项国家权力，人民法院依照法律规定独立行使审判权，人民检察院依照法律规定独立行使检察权，不受行政机关、社会团体和个人的干涉，上述定义明显违背了这一原则，直接赋予了当事人解决刑事纠纷的权力，有一种观点认为这一定义完全适用于自诉案件，但也是不能成立的，在自诉案件中，毫无疑问自诉人具有提起刑事诉讼的绝对权力，但其并不具有终止诉讼或对加害人判处刑罚的权力，因为自诉案件在进入诉讼程序自诉人与被告人达成和解协议后，自诉人没有提出撤诉申请的，审判机关仍需要依法律职权结合和解协议的内容做出判决；自诉人提出撤诉的，也只是一项申请权，而不是决定权，人民法院要审查撤诉理由，认为确属自愿的，准许撤诉，认为自诉人系被强迫、威吓等，不准许撤诉。从以上分析中可以看出，无论是公诉案件还是自诉案件，在刑事和解过程中加害人与被害人达成的和解协议，从本质上说是一种民事和解协议，是就民事赔偿的形式、数额等达成的合意，是实行刑事和解的前置程序，不可否认，该民事和解协议中包含有一定刑事内容，即加害人与被害人对司法机关将做出的终止诉讼程序或对加害人从轻处理不行使相应的上诉权和申诉权，最终能否实行刑事和解取决于司法机关的自由裁量权，意即刑事和解程序包含两个法律程序，加害人与被害人达成民事和解协议是前置程序，司法机关的裁决是决定程序，由此我们可以在不违背我国刑事诉讼理论基础的构架内，推导出符合我国刑事法律特点的刑事和解的定义：刑事和解，是指在犯罪行为发生后，在案件侦查终结后的刑事诉讼程序运行过程中，被害人与加害人以认罪、赔偿、道歉等方式达成谅解后，也就是在达成相应的民事和解协议后，对司法机关即将在刑事方面做出的处理决定放弃相应的上诉权和申诉权，司法机关在确认民事和解协议的真实性后，对加害人不予追诉或从轻处理的刑事司法制度。主体意味着在某个事件或程序中发挥着重要作用的人和机关，从刑事和解的定义中可以看出，加害人、被害人、司法机关在刑事和解过程中均起到了重要作用，三者之中有一方不同意，就难以实行刑事和解，缺一不可，加害人、被害人、司法机关是刑事和解制度的适格的当然主体。认为司法机关不是刑事和解的主体，是削弱了国家在打击犯罪行为中的专属权力，认为被害人不是刑事和解的主体，是降低了被害人的诉讼地位，不利于保障被害人的合法权益，与要普遍提高被害人的诉讼地位的国际趋势不符。需要指出的是，实行刑事和解的案件应当有具体明确的被害人，实行刑事和解的加害人和被害人应包括单位犯罪中的加害单位和被害单位。
三、关于刑事和解的适用阶段、案件范围问题
关于刑事和解的适用阶段，在理论界和实践中争议较大，有人主张在刑事诉讼的每一个阶段都可以适用；有人主张在侦查阶段和审查起诉阶段适用；有人主张仅在审查起诉阶段适用；有人主张在审查起诉阶段和审判阶段适用。上述几种观点都有偏颇之处。笔者认为刑事和解应在侦查终结后的诉讼程序中适用，理由是如果在案件侦查终结前适用刑事和解，可能由于当事人的相互妥协，特别是被害人出于获得经济赔偿考虑，不愿说出事实真象，使侦查机关无法查明案件事实，也可能导致侦查机关怠于实施侦查行为，按照当事人的和解协议，做出撤案决定，使一些重大刑事案件降格为轻微刑事案件，这明显违背刑事和解所要求的案件事实清楚。如果仅在侦查阶段、审查起诉阶段适用刑事和解，只是强调了刑事和解对加害人不予追诉的功能，忽视了刑事和解对加害人还可能从轻、减轻或免除处罚的内在含义。
关于刑事和解案件的适用范围，主流的观点认为对未成年人犯罪案件适用刑事和解是各国通例，成年犯罪人中的过失犯、初犯、偶犯等也可以适用刑事和解，还有就是罪犯可能判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的案件。笔者以为，除了危害国家安全犯罪、恐怖犯罪、反人类罪、黑社会性质犯罪、反社会罪等属于敌我矛盾的犯罪和应当判处死刑的案件以外，其他所有属于人民内部矛盾的案件都可适用刑事和解，这样才能激发出刑事和解制度大面积化解社会矛盾的功效，更有利于和谐社会建设。
四、关于刑事和解制度与辩诉交易的区别
辩诉交易是一种诉外活动，由控辩双方磋商和谈判，与刑事和解的主体不同；在辩诉交易中，控方以撤销部分指控、降格控诉或者建议法官从轻判决等许诺换取被告人作认罪答辩，以节省诉讼时间和降低诉讼成本，但刑事和解中要求加害人无条件供认全部犯罪事实；辩诉交易可适用于所有的疑难复杂案件，但刑事和解的适用范围有一定的界限；辩诉交易与刑事和解在价值取向和功能上不同，当然辩诉交易制度也蕴含了一定的法律价值：有利于及时地打击犯罪，对被告人认罪给予肯定评价，达到了惩罚犯罪和保障人权的目的。
五、关于刑事和解是否需要调停人的问题
有学者主张在刑事和解中加害人与被害人达成的是一种契约，属于私法调整的范围，要绝对尊重当事人的自由意思表达，不需要其他机关、人员的介入；还有的主张由人民调解委员会主持和解。笔者主张应由将做出刑事和解决定的司法机关来充当调停人，因为加害人与被害人达成的和解协议含有特殊的内容，不能以简单的平等主体间的契约来看待，加害人与被害人要对司法机关即将做出的某种刑事处理决定放弃相应的上诉权、申诉权，一方面司法机关要对和解协议的真实性、合法性进行审查，同时在加害人与被害人达成和解协议之前，司法机关有义务向加害人与被害人说明在达成和解协议之后，可能的刑事处理决定，而这些工作显然是其他机关、人员所难以做到的。
六、关于刑事和解制度的具体构建
现行刑事诉讼法中，存在一些符合和谐政治哲学观要求的具体制度设计，例如第一百四十二条第二款规定的微罪不诉制度，第一百七十二条规定的自诉和解制度等，但从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角度看，刑事诉讼法仍然需要加强制度创新，在构建公诉案件刑事和解制度上，一是要明确刑事和解的适用范围。对要做出撤案、不起诉、暂缓起诉、免予刑事处罚的案件，应严格限定为依法可能判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管制、单处罚金的轻微刑事案件或依法可能判处五年以下有期徒刑但具有自首、立功等法定从轻、减轻、免除处罚量刑情节的刑事案件，具体包括过失犯、初犯、偶犯，亲属、邻里、朋友、同事、同学关系中的伤害以及数额不大的盗窃、诈骗、抢夺等侵犯人身权利、财产权利的犯罪。对未成年人适用刑事和解是各国通例，其目的在于加大对未成年人的特殊保护，对此可以适当放宽和解条件。二是要明确刑事和解的实质要件。案件事实清楚，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行为已构成犯罪，犯罪嫌疑人、被告人能如实供述犯罪事实，当事人在真实意思表示的情况下达成和解协议并明示放弃相应的上诉、申诉权利，是刑事和解的实质要件。三是要赋予当事人刑事和解的申请权和司法机关的决定权。四是要明确不同诉讼阶段的刑事和解方式。在侦查阶段，侦查机关在检察机关的监督下，可以撤销案件；在审查起诉阶段，检察机关可以做出不起诉、暂缓起诉的决定；在审判阶段，法院可以通过简易程序审判，并减轻对被告人的刑罚处罚或建议检察机关撤回起诉；在执行阶段，可以对被判刑人减刑或予以假释等。五是要增设暂缓起诉制度。有些案件当事人之间达成刑事和解协议后，履行协议需要一定的时间，客观上要求在“起诉”与“不起诉”之间采取一种缓冲措施，即暂缓起诉制度。检察机关应针对个案的具体情况，设置不同的暂缓期间，视加害人在暂缓期间的悔罪表现、履行义务情况，而做出是否提起公诉的决定。六是修改相对不起诉的法定条件并要在司法实践中大量运用。建议将相对不起诉范围扩大到依法可能判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管制、单处罚金的轻微刑事案件或依法可能判处五年以下有期徒刑但具有自首、立功等法定从轻、减轻、免除处罚量刑情节的刑事案件，以适应宽严相济刑事政策和刑事和解制度。司法实践中，检察机关对相对不起诉的适用，出于对自由裁量权的敏感性，往往是慎之又慎，许多地方采取了人为限制适用比例的做法，导致相对不起诉率过低的现象，这种做法显然不利于和谐社会建设。在和谐哲学观指导下，对符合法定条件的，应大量适用相对不起诉，以最大限度地化解社会矛盾，增进社会和谐。七是建立刑事和解诚意调查制度和经济赔偿转移支付制度、被害人国家补偿制度。实行刑事和解制度，在理论界和司法实践中都有人担心，是否会因为加害人经济实力的差异，出现“花钱买刑”、同责不同罚的问题，以致于侵犯到罪刑相适应原则，特别是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宪法原则。司法实践中不可避免会有这样的现象：当事人都有进行刑事和解的意向，但因为加害人经济能力有限，客观上难以对被害人予以经济赔偿，导致无法进行刑事和解。对这种现象，笔者建议，应对加害人的经济能力、当事人之间的刑事和解诚意实行调查制度，如果加害人属经济暂时困难，短期内无法支付较大数额的赔偿金，但有劳动能力保障其有一定的经济来源，应启动经济赔偿转移支付制度，由国家指定的金融机构代加害人支付赔偿金，使被害人尽快获得赔偿，在指定的金融机构和加害人之间形成债务关系；如果加害人丧失劳动能力并没有经济来源，应实行被害人国家补偿制度，以确保刑事和解制度的有效实施。八是要进一步完善非刑罚化的各种措施。刑法第三十七条所规定的训诫、责令具结悔过、赔礼道歉、赔偿损失，由主管部门予以行政处罚或行政处分等非刑罚化措施，在司法实践中没有得到充分的运用，没有发挥应有的作用，不能完全适应社会发展的需要，要进一步加以改进和完善，以期在充分实现被害人利益的同时兼顾加害人回归社会的实际需要，真正实现构建和谐社会的目标。亟待建立和完善的措施有：社区矫正、社区服务、管束制度等。特别是管束制度，对刑事和解后的加害人，司法机关不能放任自流，而要与社区、学校、单位等紧密配合对其实施跟踪帮教，准确把握其工作、学习、生活状况和思想动态，矫正其违法行为和一些恶习，强化其法律意识，打消自暴自弃心理，增强自信心，促其改过自新。九是要完善对违背当事人真实意思表示而达成刑事和解协议的法律救济手段。对当事人因受胁迫、欺诈、诱骗等非法方式达成刑事和解协议的，要建立相应的法律程序，以纠正错误的实体处理决定。十是要规定刑事和解的例外情形。对于累犯、因同类犯罪曾进行过刑事和解的加害人，不得运用刑事和解，以避免刑事和解无节制的滥用，导致对轻微刑事犯罪起不到应有的震慑作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