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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读“诉讼爆炸”的几个法社会学公式

□ 上海政法学院副教授　谢可训


随着现代化进程的推进和向市场经济的转型，中国经历了深刻的社会变迁。目前的中国社会已由简单的同质性走向复杂和多样性，社会分化明显，社会矛盾丛生。与之对应，诉诸法律的各类纠纷也不断增多，法院受理案件的数量呈逐年上升趋势。据统计，2008年全国各级法院受理和审结案件数量首次突破1000万件，2011年全国法院受理案件已达1220.4万件。可以说，中国已经开始步入“诉讼爆炸”的时代。但诉讼爆炸的原因何在呢？本文拟通过法社会学的几个公式，来揭示现今中国社会对法律的需求增加的原因。

“法律与其他社会控制成反比”。 法律是政府的社会控制，作为社会控制手段之一，它与宗教、道德等其他控制手段是相辅相成的。在现代社会中，信仰缺失、道德滑坡等因素导致了自律的松懈，故需要更多的法律来填补规范的真空。

“法律的变化与文化成正比”。文化稀少之处，法律亦少；而在文化繁荣之处，法律亦繁荣。因为多元文化在共处之中容易产生冲突，从而导致法律的增加，而文化共识的达成，可以使减弱文化之间的冲突并导致法律减少。当前中国文化的现状是多元杂处却不能融合交汇，也就是说，中国因同质文化的分化已形成多元文化并存的局面，但在多元文化基础上的普遍的文化共识却尚待加强。

“法律的变化与社会分层成正比”。分层即财富的不平等，是社会分化在分配和消费领域的体现。只要人们相互间比较平等，法律就比较少。而一个社会的分层越多，法律也就越多。结合中国的现状来说，首先，随着社会财富总量的增加，法律的总量也相应增多。其次，社会阶层之间大的落差也导致法律增多。目前社会阶层相对固化，社会的水平流动频繁而向上的流动性差。掌握更多资源的阶层更容易打官司，处于弱势的阶层更可能由于心态失衡而敌视社会，以中产阶级为核心的橄榄形的稳定社会结构尚未形成，这些都给社会带来了不稳定因素。社会分配不公使“贫者生怨、富者不安”，社会保障体系不完善又进一步加剧了人们的现实焦虑感。

“法律与社会分工之间的关系呈曲线形”。分工是社会分化在生产领域的表现。分工使交换成为必然，使合作成为必要。一般来说，法律随分工而增加，一直到分工到相互依赖的某个程度，然后随共生的出现而式微。当人们没有或很少进行分工和交换时，法律很少；而在另一极端，每个人都完全依赖他人时，法律也很少。就现状而言，一方面，市场经济下分工的发展导致了对法律的需求增加。市场经济是一种在分工基础上的交换经济，人们通过分工来发展各自的比较优势，然后在市场上进行交易即优势交换。陌生人社会中的分工与合作要靠信任来维系，而陌生人之间的信任关系网络则要靠法律来构建。另一方面，当前共生关系发展的不充分也需要法律的适度介入。共生关系只能存在于互惠型的长期交易，而在市场道德缺乏的今天更多见的是自利型的短期交易。

“法律与社会关系的距离成曲线型”。社会关系的距离即人们之间的亲密程度。一般而言，在关系密切的人们（“熟人社会”）中间，法律是不活跃的；法律随人们之间的距离增大（“陌生人社会”）而增多，而当增大到人们的生活世界完全隔绝（“他者社会”）的状态时，法律开始减少。易言之，在陌生人社会中的法律较多，而在熟人社会和他者社会中的法律较少。

当今中国从大体上说是一个陌生人社会。随着人口流动性的加大，传统上乡村式的熟人社会已被城市化的陌生人社会所代替。陌生意指身近而心远。一方面，因为物理距离近，所以接触交流的机会增加；另一方面，因为心理距离远，所以摩擦纠纷的几率增大。匿名性是陌生人社会的重要特征，这在网络空间中体现得最为明显，因为“在网络上，没有人知道你是一条狗”。而中国在熟人圈子以外一向被认为是一个低信任度的社会，这种不信任文化又强化了陌生人社会的特征。因为信任度反映了心理距离的远近，信任缺失将使心理距离进一步扩大。

另外，在现代化进程中，传统的熟人社会与他者社会中呈现出了一定的“陌生人化”倾向，从而使位于社会关系距离两端处的法律都有所增多。一方面，就社会关系距离的近端而言，原来较为亲密的熟人间的关系已变得“虽近而犹远”。例如，在婚姻家庭领域，为争夺财产利益而夫妻反目兄弟阋墙者今天屡见不鲜。这就说明，道德滑坡和重利轻义等因素导致家庭、族群和社区对个体的控制力趋于下降，维系人际亲密关系的传统纽带已相对松弛。而市民社会的发育不完善，又使之无法在培育道德规范以约束个体行为方面有大的作为。因此，即使熟人之间的关系也经常要借助法律来调整。另一方面，就社会关系距离的远端而言，原来互不相干的“他者”间的关系已变得“虽远而犹近”。本来，当社会关系远到一定程度时，法律趋少甚至于无。但现代交通通讯和网络技术的发达拉近了人们的空间距离，“小国寡民，老死不相往来”的局面不复存在，世界变成了无远弗届的“地球村”。随着交往的逐渐增多，传统的他者社会对法律的需求也有所增加。事实上，社会关系的范围在时空两个维度上都得到了拓展。由于手机、电邮等现代通讯技术手段的广泛应用，个人生活的封闭性被完全打破。理论上，一个人可以在任何时间、任何地点和任何人进行交往互动。人是社会关系的总和，随着社会关系的触角在时空维度上的不断延伸，对法律这一社会关系调节器的需求也就相应大大增加了。
中国国有企业产权制度亟待完善

王璐


内容提要：当今世界经济已是一个国际经济的大舞台，纵观当今世界五百强企业当中，我国企业寥寥无几，这与我国这要一个大国的地位和作用是不相适应的，更何况我国已加入了世贸组织，成为经济全球化的一个组成部分。中国企业如不尽快完善企业治理结构，提高企业效率，那是非常危险的。而产权制度的创新是提高企业效率的根本之所在。因此，探索一条适合迅速提高中国企业效率，符合中国国情的产权制度创新之路是当务之急。总体上讲，本文试图从产权理论的角度，通过借鉴和吸取国外企业治理的丰富经验，探讨中国国有企业产权制度创新的实践。
关键词：产权、治理结构、股票期权

中国国有企业经过二十多年的改革，取得了令人欣慰的成就。然而企业效率低下问题却一直尚未得到解决，这种效率低下的直接表现是国有企业的亏损情况持续恶化，通过分析研究，其主要原因是产权结构的不对应性，它是中国国有企业的基本问题。
一、产权的定义及其特征
产权是基于法学和经济学融合交叉而产生的关于财产的一组权能，是指不同主体对其资产投资于企业而形成的企业财产所享有的权利，它是决定企业采取何种治理结构，及剩余索取权与控制权在股东与经营者之间如何进行有效配置的前提与基础。
产权具有以下特征：1、它是一组权利，包括了财产权与非财产权；2、人力资本出资者是产权主体的重要组成部分；3、产权决定企业治理结构，其本质是将企业的剩余索取权与控制权在股东与经营者之间进行有效的配置，提高企业效率。
二、产权制度对提高企业效率的作用
企业同市场一样是一种资源配置的制度安排。企业之所以能对资源进行有效的配置，是基于企业通过层级决策制并实施了对资源配置的正确决策。决策作为智力范畴，属于人力资本的重要组成部分。它是企业资源配置中一项必不可少的投入品，因为生产是实时进行的，有关事件（如机器故障、技术创新或市场条件的变化）无法在订立初始生产协议时被预测到。有人将这种“有关事件”称之为“不确定性”（奈特，1921），有人将此又解释为“合同不完全性”（哈特，1995）。由于这种“不确定性”或合同的“不完全性”的存在，致使我们无法事先对资源配置做出完全有效正确的决策。对资源配置的决策是否正确，这关系到企业的效率与市场的竞争能力，乃至企业生死存亡之根本。
在古典制企业中，这种对资源配置的决策权是由企业的所有者实施的，因在这种企业中，所有者就是经营者，因此，所有权结构是单一的，即所有权与经营权是合一的，剩余索取权与控制权的安排是对应的。这种所有权结构应该说是比较有效率的。由于剩余索取权与控制权都由一个人—业主来实施，因此，他有追求企业资源配置效率最大化的动力与积极性并为之而努力拼搏。但在现代制企业中，企业的产权结构为多元的权利结构；所有者享有股权；公司法人（实际上是由董事长、总经理等代表）享有法人财产权。这种产权结构在西方经济学中被称为“两权分离”，即“所有权与控制权分离”。这种产权结构的设计，为那些具有企业家才能但不富有与那些富有但不具有企业家才能的人的合作奠定了基础。我们可以认为，现代股份公司是能力与财力之间的一种合作，这种合作为那些有能力无财力的人提供了从事经营活动的机会，同时为那些有财力无能力的人创造了赚取“利润”的机会。应该说，这种由企业家与资本家合二为一的模式是一种较好的有效率的制度安排。这种企业产权制度，不仅解除了资本所有者因企业经营不善，殃及其全部财产的后顾之忧，同时，为职业经理登上企业的经营管理舞台铺平了道路，有效地调动了股东与经营者的积极性，从而为扩大企业规模与提高企业效率，提供了有效保障。
三、中国国有企业产权结构呈不对应性状态
国有企业的经营者没有参与分享企业的剩余索取权。国有企业的经营者主要通过控制权来实现在职消费、成就感、权利欲的满足等收益。由于这种控制权收益具有不可有偿转让性和不可补偿性，一旦失去控制权本身就意味着失去一切相应的收益，这就要求经营者必须长期持有控制权（长期“在位”）。[1] 事实上，这是很难做到的，即使能够做到，也不能保证企业经营者的经营才能不弱化甚至消失。[2] 这种通过控制权而实现的收益，导致了经营者由于害怕失去它而反对企业被兼并，并把大量精力用于内部权力斗争而不是生产经营；同时有可能采取不惜代价向上级主管部门领导行贿等做法，来保住自己对企业的控制权，这将导致腐败问题的产生。因此，仅靠控制权提供激励是根本不够的，虽然它在一定程度上对经营者具有激励作用，但它是导致国有经济中存在大量无效率现象的主要原因。[3] 这种剩余索取权与控制权处于一种分离或不对应状态，因此将其称之为“产权结构的不对应性”。在我国，剩余索取权与控制权的合理配置问题还没有得到有效解决，产权结构的不对应性导致企业效率低下问题十分突出。
四、中国国有企业治理模式选择的思考
公司治理（corporate governance）是一个外来语，又可译作公司治理机制或公司治理结构。“公司治理”是直译，之所以在其后面加上“结构”或“机制”之类的词汇，可能是“公司治理”作为一个名词不大符合汉语表述习惯。
“所谓公司治理结构”，是指在所有权与控制权相分离条件下的现代企业中，通过对股东与经营者的剩余索取权与控制权的合理配置，提高企业效率的一种法律制度。其本质是如何通过一种财产（人力资本与非人力资本）权利的安排实现剩余索取权与控制权的对应配置，提高企业的效率与效益。
（一）企业治理结构演理的思考
从现有理论与实践看，企业治理结构大致有传统的“股权至上”模式、传统的“劳动控制”模式、欧洲的“共同决定”模式、日本的“经理协调”模式、“社会责任”模式及“共同治理”模式。[4] 这些模式所依据的体制背景不同，法律和经济权利分配也不同，因此，企业具体的制度安排也有很大差异。上述企业治理结构模式综合起来大致可分为两大类：“股权至上”模式与“利益相关者”的共同治理模式。
1、对“股权至上”治理模式的评析。“股权至上”理论已贯串于公司治理结构安排的公司立法之中，具体表现为：第一、公司的最高权力机关是股东大会，它由全体股东组成，决定公司的一切重大经营决策。股东大会在行使权力时，遵循资本平等的原则，同股同权，同股同利。每个股东对公司决策事项的影响力取决于其所持股份数额的多寡。第二，董事会的成员由股东选举产生，股东与董事会成员之间构成信托或委托代理关系；董事会选择经理人员，再由CEO任命一般的管理人员，相互之间是委托代理关系。当董事违反股东利益时，股东可以行使对董事的罢免权。第三，一定数量的股东组成监事会，行使对公司经营管理人员行为监督权。我国《公司法》基本采用了“股权至上”模式，在公司治理结构的设置上明确规定了股东会是公司的权利机构，董事会对股东会负责，监事会对董事、经理违法、违规及损害公司利益的行为进行监督。
2、对“利益相关者”共同治理模式的评析。由于“股权至上”模式强调企业要为实现股东利益最大化服务，忽略了经营者、雇员的人力资本在企业资源配置中的作用及其利益的有效配置，在一定程度上导致了劳资矛盾及贫富差距的扩大化。为了有效地解决这些矛盾与问题，逐渐发展形成了一种新的公司治理结构。这种理论认为，公司的发展离不开各种利益相关者，由于这些利益相关者对公司的绩效都做出了贡献，那么公司治理理所当然要为利益相关者服务，合理配置其权益，股东仅仅是其中之一。“利益相关者”模式在实践中也存在一些问题需要解决：首先，何谓“利益相关者”？这个概念尚不确定，缺乏可操作性；其次，让经营者对所有的利益相关者都负责任，等于他们对谁都不负责，或者就是让他们以整个联盟的利益为借口、为约束，追求他们自己的利益；再次，以利益相关者为抑制恶意收购，有可能造成严重的内部人控制，助长经营者的败德行为，最终使社会受损。
综上所述，我们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第一，公司治理结构的选择安排并不存在一个统一的模式，究竟采用何种形式，与各国的文化根基有着密切的关系；第二，公司治理结构的设置从强调“股东利益至上”逐渐转化为注重保护“利益相关者”的利益，这表明，在现代企业中，人力资本作为一种资本形成已被人们所认可；第三，企业治理结构安排是否有效率取决于剩余索取权与控制权（或剩余控制权）的配置能否对应，在所有权与控制权相分离的现代企业中，对经营者与员工实施股票期权激励及员工持股计划，让他们参与企业决策，分享企业剩余索取权，是实现剩余索取权与控制权相对应、从而有效地解决两权分离导致的内部控制而造成对股东与企业利益损害的有效措施。
（二）中国国有企业治理模式选择的基本思路
“利益相关者”治理模式虽然存在一些不足，但它毕竟是今后企业治理的发展方向。我们应借鉴共同治理模式的有效经验，对中国国有企业治理结构进行改革。其基本思路为：对中国国有中小企业实施“MWS型”共同治理模式；对中国国有大型企业及上市公司实施“SM型”共同治理模式。
1、国有中小企业应实施“MWS型”共同治理模式。“MWS型”共同治理模式是指工人与经营者及投资者共同参与企业经营管理，分享企业剩余索取权与控制权的企业治理结构。其实质是要将企业剩余索取权与控制权在股东、经营者及员工之间进行合理配置，以调动各方当事人的积极性，提高企业效率。要想实现这个目标，实施员工持股制是一种较为有效的举措。应该说，现阶段，采用员工持股制对我国国有中小企业进行改革，是一种成本较低，又相对行之有效的措施。其目的是想通过产权改革，使广大员工与其他所有者结合成利益共同体，通过让广大员工分享企业剩余索取权的制度，增加员工对公司长期发展的关切度和管理的参与度。从而形成企业内部动力机制和监督机制，建立和完善公司治理结构。
2、国有大型企业应实施“SM型”共同治理模式。“SM型”共同治理是指企业的经营者与股东共同参与企业经营管理，分享企业剩余索取权与控制权的企业治理结构。其实质就是要将企业的剩余索取与控制权在股东和经营者之间进行合理配置，以调动经营者的积极性，提高企业效率。中国大型国有企业是中国国有企业起主导作用的关键部分。这类企业不仅资产规模大，而且技术含量高，采取职工持股的方式难以行之有效，否则就如同杯水车薪，不可能改变企业的治理结构，并且国有大型企业大多属于技术密集型企业，需要有专业化和规范化的人者进行科学管理。因此，对这类企业的治理，关键在于如何调动经营者的积极性，而将企业剩余索取权配置给经营者分享、让企业的剩余索取权与控制权在股东和经营者之间尽可能地相对应，这是提高中国国有企业的核心竞争能力和企业效率的十分有效的措施。
五、建立股票期权激励制度——中国国有企业产权制度创新法律研究
根据《公司法》的规定，中国国有企业基本上进行了公司制改造。改制后的国有企业可以分为两大类：有限责任公司（包括国有独资公司）和股份有限公司（包括上市公司和非上市公司）。对国有企业的经营者实施股票或股份期权激励，这是将企业剩余索取权配置给经营者十分有效的措施，也是中国国有企业产权制度的创新。
（一）中国引入股票期权激励制度的必要性
1、有利于与国际薪酬制度接轨；
2、有利于中国企业治理结构的变革与完善；
3、有利于缓解并解决中国企业家危机问题
（二）关于中国实施股票期权激励制度若干问题的立法思考
1、如何确定受权人。谁是股票期权的受权人，这是实施股票期权首先要解决的问题。从国外的实践看，股票期权受权人主要是公司的关键人。在我国企业中，关键人应主要包括公司的经理人员、董事会成员等高层管理人员及技术和业务骨干。
2、如何解决对股票期权实施的有效监管。实施股票期权的目的是为了激励经营者更好地为企业与股东利益服务，根据国外的经验，解决这些问题的有效措施是实施严格的信息披露制度。
3、关于对股票期权所得的征税问题。中国引入股票期权激励制度，在制定税收政策与规定时，应将受权人在行权日股票市场价与行权价之间的差价作为资本所得纳税（要有一定的限制条件），并且应延迟到出售股票时与资本增值收益一并纳税。
（三）修改《公司法》若干条款，为中国实施股票期权激励制度提供法律保障
1、中国实施股票期权激励存在的法律障碍。首先，根据我国《公司法》第23条与78条规定，有限责任公司与股份有限公司的注册资本为登记机关登记的全体股东的实缴的出资额与实收股本总额。这表明我国公司的设立采用的是实缴资本制。这种制度排除了公司在股票发行时预留一部分股份作为股票期权激励股票的可能性。而且《公司法》明确地告示公司不得回购股票，如果回购必须予以注销回购部分的股份。这实际上明确地否定了公司回购股票作为股票期权激励股票的可能性；其次，我国《公司法》第147条规定，经营者所持股票不能转让，股票期权难以产生激励作用。
2、关于修改《公司法》的几点建议。由于我国《公司法》的上述规定，使中国实施股票期权激励存在许多障碍，因此，适当修改《公司法》，从而推进股票期权激励制度在中国的早日实施，是极其必要的：首先，将实缴资本制改为折衷的授权资本制；其次，允许公司回购股份不减资；再次，允许受权人对其持有的股票期权在达到约定的时间后的任职期间每年可以适当比例售出。
六、结论
中国国有企业是计划经济的产物，通过二十多年的改革与制度创新，它们已从原来的作为政府附庸的国有国营企业逐渐转变为政企分开、自主经营、自负盈亏的市场竞争主体，但仍存在着一些问题。为提高中国国有企业的效率，我们有必要将剩余索取权配置给经营者和员工分享，使其剩余索取权与控制权相对应，而员工持股与股票期权激励制度的实施，是将剩余索取权配置给经营者和员工的极为有效的措施。

注释：
[1]张维迎：《控制权损失的不可补偿性与国有企业兼并中的产权障碍》[M]，北京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
[2]周其仁：《“控制权回报”和“企业家控制的企业”——“公有制经济”中企业家人力资本产权的个案研究》[J]，《经济研究》，1997年第5期。
[3]张维迎：《控制权损失的不可补偿性与国有企业兼并中的产权障碍》[M]，北京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
[4]杨瑞龙：《企业共同治理的经济学分析》[M]，经济科学出版社2001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