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读戊戌变法
包万超
中国的宪政移植运动发轫于戊戌变法，文化抵抗也自此揭开了“民族主义”的旗号，并打上了意识形态的烙印。康有为在戊戌五六月陆续进呈的《日本变制考》中，说明了他的变法主张：购船置械，可谓之变器，不可谓之变事；设邮局、开矿务，可谓之变事，未可谓之变政；改官制，为选举，可谓之变政，未可谓之变法；日本改定国宪，变法之全体也。在康氏看来，制定宪法，行民选议院才算变法，可以“摄百千万亿臣民之心智”，人民不会与朝廷疏离，而会竭尽心智能力，使政举法行，国家可长治久安。
康有为认为，政治改革的最终结果是激烈的，但改变的过程必须缓慢平和。在实现全民共知的“太平世”之前，中国必须经过君主立宪的过渡时期。在《日本变制考跋》中，康建议“我朝变法，但操鉴于日本，一切已足”。康氏也明白“升平世”的君主立宪与“据乱世”的绝对王政有着根本的区别，因此必须作若干之说明与预备：由于宪法之定，出于公天下之民，以人民之福利为重，则通国上下之官皆为民事而设，而事有今昔之不同，常变之各别，而官也因之有异，此与中国过去专制政体之设官分职，欲家天下，防范人民，而制定《律例》及《会典》，其立法精神是迥然不同的。
显然，宪政有着与专制大异其趣的精神与文化。至此康有为遇到了一个难题：中国没有宪政的实践，但有没有宪政的精神呢？若有，为什么产生不出宪政？若没有，是否意味着文化上也跟着全盘西化？康氏陷入了二难选择：若主张有，必须冒大不韪，推翻千年之定识，重新解释儒教；若主张无，有伤民族自尊，等于宣布“文化自杀”，并根本上动摇儒教作为清政府的立国基础，这不但皇帝不同意，官吏不同意，也肯定招致士人阶层的普遍反感，最后可能是天下共诛康氏本人。两害取其轻，他选择了第一种方式：西方国家以行政、立法、司法三权来实现民主政府，而在中国已有这样的理论存在。中国在民主实施上落后于西方，不是因为孔子的学说有缺点，而只是他的许多门徒误解了他。这就是康氏《新学伪经考》（1891）和《孔子改制考》（1896）要说明的问题。
康有为不但认为儒教有宪政的理论（如《孔子改制考》说尧舜为民主、为人道之极至），而且已经深入到操作层面上的“阶段论”。他在《论语注》中写道：“春秋之义，有理乱世，升平世，太平世”，而每一世都有他相应的政治制度：绝对王政适于据乱世，君主立宪适于升平世，共和制度适于太平世。当人类从较低的社会层次发展到高层次，政府的形式也要相应改变。在《论语》中，孔子有言“天下有道，礼乐征伐自天子出”。传统的理解是大夫不能控制政府，百姓不议政治。康氏批评此屡见的“不”字乃系误植，误植之人盖不明孔子的真正意思，因此必须删去。康氏评论孟子所说“民为贵”时有云：此孟子立民主之制，太平法也……公平所归乃举为民主，如英、法制总统然……近于大同之世。经这么一解释，儒教本来就有君主立宪和民主立宪思想了，并明示了二者的更迭和渐进过程。康有为于是主张设制度局以定宪法，并以孔子自称为素王，孔子亦主张改制，为其变法立宪确立了经典依据。就这样，通过对儒教本土资源的重新挖掘，宪政理论大可自给自足，移植西方宪政而不必同时引进西学，难怪梁启超称呼康有为系“孔教马丁·路德也”。
康有为提出以儒变法和以儒教为国教还有直接抵抗基督教文化的动机。康氏认为“耶教言灵魂界之事，其圆满不如佛，言人间世之事，其精备不如孔子”。他觉得儒、佛、基督三教虽讲基本上相同的真理，但以基督教最不如人意。他相信儒教比世界上任何其他学说都优越，在理论上适宜全人类，是在目前情况下惟一适合中国的宗教。为了保全帝国的目的，中国的法律、行政和经济制度都必须按照西方的模式改变；但如果放弃儒教，企图对整个道德生活西化，则将是文化自杀。因此，康氏在《孔子改制考》一书中所取的立场，可说是一种“文化民族主义”。
综上所述，康有为认为戊戌变法的直接目标是开议院，制宪法，行君主立宪，以解释后的儒教为指导思想，而不能引进基督西学作基础。尽管康有为对儒教经典的“重新解释”引起了较多的非议，但光绪皇帝除不答应明确立国教外，其他主张大多被接受，并任命康有为作整个变法的“总设计师”。因此可以说，康的思想基本上代表了变法时期关于“宪政移植与文化抵抗”的样式。我认为，康有为与戊戌变法对二十世纪中国宪政的重大影响主要体现为以下三方面：
第一，康有为的所有努力，在我看来，是为了中国的宪政移植寻求一种能为国人所认同的合法性基础。这种基础根植于传统文化，与意识形态休戚相关，而又不能根本违逆世界之大潮。于是，便有了对儒教经典的重新解释，但康的用心良苦反而加重了文化的认同危机，使他的“合法性基础”一直处于边缘地带：传统的实权派和士人阶层斥康为“其貌则孔也，其心则夷也”；而革命派和西学派也不买康的账，视之为极端保守的顽固分子。对此，费正清指出：“康氏为了弥补漏洞，经常不得不违背已被大家所接受的解释，乃引申经文以便将平等、自由、共和与宪政诸义注入儒学，他的做法乃是善意地使中国的道德遗产现代化以保存之，使清廷的思想基础合时以挽救它的危亡。假如康氏依据家法，他不过是另一个可敬的公羊家，与他之所为完全不一样”。尽管说得不客气，但后继者发现康思考的问题是不能绕过的，并且几乎走上了同一条道路：宪政移植与文化抵抗。前者为西化和现代化，后者为民族化和本土化。最终，中国移植了宪政之体，而排拒了宪政之魂。
第二，康有为主张渐进改革，认为中国先行君主立宪为实现真正的民主宪政所必需的过渡阶段，而急功近利的革命只能导致历史的轮回。“仆戊戌以来，主张君主立宪；自辛亥以来，主张虚君共和”。康认为虚君可置身于政治竞争之外，可作为国家团结和安定的象征，既顺应传统民情，又为宪政建设提供了一个和平环境。孙中山先生当时提出要革命，要“民治”的宪政，二者区别不在于目标，而在于和平与暴力的手段分歧。但越往后看，孙中山先生的做法就越清楚了：他不得不承认，民治宪政只能是渐进的，而不能“毕其功于一役”，于是便有了“宪政三段论”，而长达20年的训政时期人民根本上无权可言。皇帝被赶走了，却迎来了无数个“皇帝”，军阀混战，国无宁国，民不聊生，还谈得上什么人权、民主、宪政。本世纪的宪政遭遇不幸被端方和康有为言中，而戊戌的思想本来是可以直接避免这种情境的（辛亥革命后若行虚君立宪根本无阻力可言）。后继者的实际操作者在暗渡康氏陈仓，但却为表面的形式付出了沉重的代价。
第三，康有为“渐进论”的一个重要原因是“民智未开”，尚须教化，此为康最初主张君主立宪和开明专制的缘起。康氏认为，中国人民在专制统治下几千年，既无能力也无欲望取得政权，因此在他们有资格动用权力之前，给予他们政权是愚蠢的，最安全的方法是尽量利用现存设施作大转变的准备。康氏认为适用于“太平世”的民主尚未到来，操之过急，将适得其反：伸民权平等自由之风，协乎公理，顺乎人心……将来全世界推行之，乃必然之事也……须有所待，乃可为也……中国果服革命之药，则死矣。民国成立后的局势证实了康氏对于未成熟宪政改革的诸多忧虑。他说，“所谓民权者，徒资暴民之横暴恣睢，堕实桀颉而已。所谓平等者，纪纲扫尽，礼法荡弃而已。所谓自由者，纵欲败道，荡廉扫耻，灭尽天理，以穷人欲而已。”
孙中山先生当初主张激进革命，并在民国成立后宣布人人平等、自由，享有天赋人权。但他很快就发现：正如康有为所言，中国人民实际上还停留在需要引导，才能走上民主宪政的地步。因此，他提出了“训政论”———宪政保母论，寄希望于“先知先觉”的精英。与此同时，胡适、蔡元培、丁文江等大学者也呼唤“好人政府”，这样，某某主义和儒教文化的巧妙结合使千百年来中国人民希翼救世主的心态和官方的“牧民”意识得以实现一个在道德和智识上无可置疑的“好人政府”。
戊戌变法时，康有为基于“民智未开”而主张君主立宪的开明专制，用皇权教化人民，使宪政权利次第实现，康氏的思想自然遭口诛笔伐。但那些谴责康的人后来掌权了也走上了他的老路，只不过少提一个“皇帝”罢了。这种“巧合”是必然的：宪政是从西方那里搬过来的，但头脑还是中国的。它的源头是儒教的人性哲学：上等的“圣人之性”先天就是善的，不需要教育；“中民之性”和“斗筲之性”需要经过教化、改造，方可“化性而起伪”，臻于完善，圣人君主官吏自然“承天意，以成民之性为任者也”。呼唤救世主和好人政府不就是“内圣外王”，“修齐治平”的政治产物吗？
中国之所以自己开不出宪政，移植又不成功，从康有为氏的“变法”主张中已可以看出其中端倪：以“民智未开”而主张集权训导、教化人民，看似有理，实际上是一个祸害致深的伪命题。其一，“民智未开”并不构成政府干预的正当理由，因为政府本身也存在类似的难题，政府本质上不是超越个人之上的实体，并非全知全能，它也是由一个个具体的个人组成的，这些人往往也是“官智未开”的，起码在中国行宪前，不会存在一个宪政素养良好的官吏集团足以示范教化人民，因为官吏和人民一样只有在宪政的环境里才能逐步培养宪政素养并提高参政议政的能力。其二“人民未能自事其事”绝不是“政府代行其事”的充分条件，在宪政生活中，公民拥有权利，可以行使，也可以弃权，但没有授权，任何人不能越俎代疱。通过开明专制大包大揽来推行民治宪政，本身就构成了手段与目的的悖论。其三，人民没有行宪的热情和能力，或者宪政一开，就导致民情混乱，自由滥用，纵欲败道等诸现象，往往并非“民智未开”，而是宪政自身的制度设置尚未产生有效的激励和约束机制，这是行宪初期的必然现象，而政府一旦热衷干涉，可能会返回专制状态。最后，以民智未开而行训导教化政策，必然用权至极并视人民为掌中可任意揉搓的试验品。其无法避免的结局是“为政者打着人民的旗号反人民，官吏以行公益之名中饱私囊”。“权力容易使人腐化，绝对的权力绝对会使人腐化”，二十世纪的经验为这个真理提供了太多的例证。
浙江省标准化管理条例
浙江省人大常委会
浙江省标准化管理条例
浙江省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
（2000年6月29日经浙江省第九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二十一次会议通过，自2000年10月1日起施行）
第一章 总则
第一条 为加强标准化管理，促进技术进步，确保产品、服务、建设工程质量，提高社会经济效益，维护市场经济秩序，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标准化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标准化法实施条例》及其他有关法律、行政法规，结合本省实际，制定本条例。
第二条 在本省行政区域内从事标准的制定、实施和监督活动，必须遵守本条例。
第三条 各级人民政府应当加强对标准化工作的领导。标准化工作应当纳入各级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标准化工作所需经费，应当列入同级财政预算。
第四条 省质量技术监督行政主管部门统一管理全省的标准化工作，市、县、区质量技术监督行政主管部门统一管理本行政区域内的标准化工作。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有关行政主管部门按照各自职责分工，管理本部门、本行业的标准化工作。
行业协会、同业公会按照法律、法规和章程的规定，开展行业标准化工作。
第五条 鼓励研制和采用先进标准。
各级人民政府应当采取积极措施，有计划地引导和推动生产经营者研制和采用先进标准，并在科技投入经费中安排一定比例的资金用于支持生产经营者研制和采用先进标准；对研制和采用先进标准取得显著社会、经济效益的，应当给予表彰和奖励。
本条例所称先进标准，是指严于国家标准、行业标准、地方标准，与国际标准相衔接，接近或者达到国际先进水平的标准。
先进标准的评审和鼓励办法，由省质量技术监督行政主管部门会同省有关行政主管部门制定，报省人民政府批准后实施。
第六条 质量技术监督行政主管部门、有关行政主管部门以及行业协会、同业公会应当加强对生产经营者标准化工作的指导、培训和服务，帮助生产经营者提高企业标准化水平。
第七条 各级人民政府以及质量技术监督行政主管部门、有关行政主管部门和大众传播媒介，应当加强标准化法律、法规的宣传教育，普及标准化知识，提高全社会标准化法律意识。
第二章 地方标准的制定
第八条 对没有国家标准、行业标准而又需要在本省范围内统一的工业、农业（含林业、畜牧业、渔业，下同）、服务、工程建设等技术要求，或者需要在本省一定范围内统一的农业生产技术要求，可以制定地方标准。
第九条 制定地方标准，应当从本省社会经济发展的实际需要出发，坚持《中华人民共和国标准化法》规定的原则，有利于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
鼓励、支持生产经营者、行业协会、同业公会参与地方标准的制定活动。
第十条 地方标准分为强制性标准和推荐性标准。
下列地方标准是强制性标准：
（一）保障人体健康、人身、财产安全的标准；
（二）环境保护、食品卫生等法律、行政法规规定必须执行的标准。
其他地方标准是推荐性标准。
第十一条 制定地方标准的项目建议，一般由省有关行政主管部门、行业协会提出；制定有关农业生产技术地方标准的项目建议，可以由市、县、区质量技术监督行政主管部门或者农业、林业、渔业等有关行政主管部门提出。
省质量技术监督行政主管部门确定制定地方标准的项目后，应当编制地方标准制定计划，组织实施。地方标准制定计划应当报国家质量技术监督行政主管部门备案。
第十二条 地方标准一般由提出项目建议的单位负责组织起草；省质量技术监督行政主管部门也可以直接组织起草。
起草地方标准，应当充分听取用户、消费者、生产经营者和有关行政主管部门、行业协会、科研机构、学术团体的意见；强制性地方标准草案应当公开向社会征求意见。
第十三条 地方标准草案的技术审查工作，起草单位应当委托技术归口的专业标准化技术委员会进行；没有相应的专业标准化技术委员会的，起草单位应当组织生产、使用、经销、科研、学术团体等有关单位的专业技术人员以及有关行政主管部门、行业协会、消费者代表进行审查。
专业标准化技术委员会的设置规划，由省质量技术监督行政主管部门会同省有关行政主管部门确定。
第十四条 地方标准由省质量技术监督行政主管部门统一审批、编号和发布；有关农业生产技术的地方标准，可以由市、县、区质量技术监督行政主管部门会同农业、林业、渔业行政主管部门审批，报省质量技术监督行政主管部门编号、发布。
第十五条 地方标准发布后，省质量技术监督行政主管部门应当按国家规定报送备案。强制性地方标准应当在发布后三十日内公告。
地方标准应当根据科学技术的发展和经济建设的需要适时进行复审。复审周期一般不超过三年。
第十六条 法律对环境保护、食品卫生等地方标准的制定有特别规定的，依照法律的规定执行。
第三章 标准的实施与监督
第十七条 从事生产、经营、服务、工程建设等活动的生产经营者，必须严格执行强制性标准和明示采用的标准。
推荐性标准，鼓励生产经营者自愿采用。
第十八条 产品应当有产品标准。不采用推荐性产品标准或者没有相应的推荐性产品标准的，产品生产者应当制定企业产品标准，作为组织生产的依据。禁止无标准生产。
产品生产者制定的企业产品标准，应当完整、正确地反映产品特征、特性指标和检验、试验方法；有相应的推荐性标准的，其主要技术项目的设置应当与推荐性标准一致。
第十九条 产品生产者应当严格按照所执行的产品标准组织生产。
受产品使用者委托加工、定作的产品，可以按照合同约定的技术要求或者样品实物标准执行；有强制性标准的，必须符合强制性标准的要求。
第二十条 产品生产者执行的产品标准应当按照省人民政府的规定，报质量技术监督行政主管部门备案。
产品生产者申报的备案材料符合备案规定的，质量技术监督行政主管部门应当即予备案，并将备案材料备份转送有关行政主管部门。发现备案的企业产品标准违反法律、法规和强制性标准的，质量技术监督行政主管部门应当责令限期改正、重新备案，并通知有关行政主管部门。
第二十一条 产品生产者应当在产品或者说明书、包装物上标注所执行的标准代号、编号和名称。
标识的标注应当符合国家、省的标识标准要求和标识标注规定。
第二十二条 产品生产者应当严格按照所执行的产品标准进行产品质量检验，保证产品质量和产品标准相符。
产品未经检验或者检验不合格的，不得使用产品合格证。
第二十三条 生产国家实行安全认证管理的产品，产品生产者必须按照国家有关规定取得安全认证证书，保证产品质量达到安全认证标准，并在产品或者说明书、包装物上标注安全认证标志。
第二十四条 禁止销售下列产品：
（一）不符合强制性标准的产品；
（二）不符合国家安全认证管理规定的产品；
（三）不符合强制性标识标准和标识标注规定的产品。
第二十五条 采用国家标准、行业标准生产的产品，产品生产者可以按照国家有关规定申请产品合格认证，使用产品合格认证标志。
采用国际标准、国外先进标准生产的产品，产品生产者可以按照国家有关规定申请使用采标标志。
政府采购应当优先采购获准使用产品合格认证标志、采标标志和采用先进标准生产的产品。
第二十六条 申请列入省重点产品目录、省重点新产品开发计划、授予科学技术进步奖励的产品，有国外先进标准或者严于国家标准、行业标准、地方标准的国际标准的，产品生产者应当采用国外先进标准或者国际标准。
第二十七条 产品生产者可以按照自愿原则，联合制定统一的企业产品标准和联合组建企业产品检验机构；行业协会、同业公会也可以按照自愿原则，组织产品生产者联合制定统一的企业产品标准和联合组建企业产品检验机构。
统一的企业产品标准和联合组建的企业产品检验机构由产品生产者自愿采用和送检。禁止强制或者以其他方法变相强制。
第二十八条 市、县、区质量技术监督行政主管部门和农业、林业、渔业等行政主管部门应当根据本地发展农业生产的需要，积极开展农业综合标准化工作。对尚未制定标准的农业生产技术要求，可以制定农业标准规范，由质量技术监督行政主管部门编号、发布，在本行政区域内推荐
执行。
各类农业示范园区、农业企业应当按照农业标准、农业标准规范组织生产。
鼓励农民按照农业标准、农业标准规范进行农业生产。
第二十九条 从事交通运输、旅游、娱乐、餐饮等经营性服务的单位和个人，应当按照标准提供服务。没有相应的服务标准的，行业协会、同业公会按照自愿原则，组织经营者联合制定本行业的服务标准，作为提供服务的质量依据。
禁止使用不符合强制性标准的产品为消费者提供服务。
第三十条 从事建设工程勘察、设计、施工和监理的单位和个人，应当严格执行工程建设标准，保证工程质量符合国家规定的质量要求。
禁止使用不符合强制性标准的工程建筑材料。
第三十一条 公共场所和公用设施应当设置必要的公共信息图形符号。
禁止使用不符合强制性标准的公共信息图形符号。
第三十二条 质量技术监督行政主管部门负责对本行政区域内标准的实施情况进行监督检查。
有关行政主管部门依照法律、行政法规的规定，对本部门、本行业的标准实施情况进行监督检查。
第三十三条 质量技术监督行政主管部门在监督检查中发现不符合强制性标准、强制性标识标准和标识标注规定、国家安全认证管理规定的产品，经县级以上质量技术监督行政主管部门负责人批准，可以采取封存、扣押措施。
第三十四条 质量技术监督行政主管部门、有关行政主管部门进行标准化监督检查，应当有两名以上行政执法人员参加，并主动出示行政执法证件。对在监督检查中涉及的商业秘密不得泄露。
第四章 法律责任
第三十五条 违反本条例规定有下列行为之一的，由质量技术监督行政主管部门责令限期改正，并可以处一千元以下罚款；逾期不改正的，没收违法生产、销售的产品和违法所得，并处违法所得二倍以下或者一千元以上五万元以下罚款：
（一）未按照规定制定企业产品标准作为组织生产的依据的；
（二）按照未经备案的企业产品标准组织生产的；
（三）产品标识不符合强制性标识标准和标识标注规定的。
第三十六条 违反本条例规定有下列行为之一的，由质量技术监督行政主管部门或者工商行政管理部门按照国务院规定的职权责令停止生产、销售，没收违法生产、销售的产品和违法所得，并处违法所得二倍以下或者一千元以上五万元以下罚款；法律、法规另有规定的，从其规定：
（一）生产、销售不符合强制性标准的产品的；
（二）生产、销售不符合国家安全认证管理规定的产品的。
第三十七条 违反本条例规定，在生产、经营、服务、工程建设等过程中违反强制性标准的，由质量技术监督行政主管部门或者工商行政管理部门责令改正，并可以处一千元以下罚款；逾期不改正的，处一千元以上二万元以下罚款；情节严重的，责令停业整顿。法律、法规另有规定的
，从其规定。
第三十八条 违反本条例规定，设置的公共信息图形符号不符合强制性标准的，由质量技术监督行政主管部门责令限期改正；逾期不改正的，处一千元以下罚款。
第三十九条 质量技术监督行政主管部门工作人员有下列行为之一的，由有关部门按照规定权限给予行政处分；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一）不按照规定给予企业产品标准备案的；
（二）发现企业产品标准违反法律、法规和强制性标准不依法处理的；
（三）发现无标准生产的行为不依法处理的；
（四）发现违反强制性标准、强制性标识标准和标识标注规定、国家安全认证管理规定的行为不依法处理的；
（五）其他滥用职权、徇私舞弊、玩忽职守等违法行为。
第五章 附则
第四十条 本条例自2000年10月1日起施行。省人民政府1994年12月19日发布的《浙江省标准化管理实施办法》同时废止。
2000年7月11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