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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问题的提出

　　一个十五岁的未成年人盗窃了3万元现金，其父亲明知并为其掩饰、隐瞒了该3万元，虽然其父亲主观上明知是其子盗窃所得，客观上也实施了掩饰、隐瞒的行为。但是由于其子由于未满十六周岁，不能构成盗窃罪，本罪的上游犯罪不成立，所以其父亲自然也不能构成下游犯罪的掩饰、隐瞒犯罪所得、犯罪所得收益罪。但在实践中我们也要注意一点，即数人单独盗窃均未达到数额较大标准未构成犯罪，虽然他人行为本身都不构成犯罪，只是一般违法行为，但行为人处理赃物的行为却因累计计算，已达到数额巨大、情节严重的程度，行为的社会危害性和行为人的人身危险性显而易见，能否认定为掩饰、隐瞒犯罪所得、犯罪所得收益罪?

　　在这里就会产生几个问题：一是犯罪所得的前提是否是要求行为人所实施的行为一定要构成犯罪，二是再进一步，是否是要求行为人所实施的行为达到既遂标准，三是犯罪所得与违法所得的关系。违法所得是指罪犯因财产或经济犯罪而非法占有的财物，即对于不法占有人而言处于不法状态的财物是否是犯罪所得。三个问题汇集为一个核心问题，即犯罪所得与违法所得的关系。

　　二、犯罪所得与违法所得

　　关于犯罪所得与违法所得的关系问题，第一种观点认为，《刑法》第三百一十二条的规定中“犯罪所得”应理解为“违法犯罪所得”，这样保障了司法机关对刑事犯罪的追究，不至于放纵一些罪该惩罚的犯罪分子。当然，如果行为人掩饰、隐瞒违法所得的行为属于情节显著轻微危害不大，则应根据《刑法》第十三条规定，不以犯罪论处；在本案中，儿子年仅15周岁，未达到刑事责任年龄，不符合盗窃罪成立的主体要件，其行为不构成犯罪。所以，不能认定其父亲构成掩饰、隐瞒犯罪所得、犯罪所得收益罪，而应以民事法规或行政管理法规来对其进行处理。

　　第二种观点认为，在本罪中，“犯罪所得”是指已经触犯刑法、并构成犯罪的犯罪所得及其产生的收益，即本罪的构成必须以存在由犯罪产生的犯罪所得为前提条件。如果行为人掩饰、隐瞒的是“非犯罪”所得，则不构成本罪。在本案中，虽然儿子不构成盗窃罪，但其以非法手段盗得3万元的现金，属数额较大。父亲明知该现金是违法所得仍掩饰、隐藏，其行为违反《刑法》第三百一十二条，应以掩饰、隐瞒犯罪所得对其进行处罚。

　　“刑事立法是将正义理念与将来可能发生的事实相对应，从而形成刑法规范；刑事司法是将现实发生的事实与刑法规范相对应，从而形成刑事判决。作为解释者，心中当永远充满正义，目光得不断往返于规范与事实之间。惟此，才能实现刑法的正义性、安定性与合目的性。”其实，上述两种观点的区别在于，成立本罪是否要求本罪的前提的本犯也要成立犯罪的问题。即，何为“犯罪所得”？

　　三、犯罪所得的认定

　　从字面上理解，犯罪所得就是因实施犯罪行为所获得的利益，这种利益既可以是物质性利益，如常说的“赃物”、“赃款”，豪宅、高档轿车、珠宝，也可以是非物质性利益，如毁损他人名誉、损害他人的精神健康。从广义上说，无论是结果犯、行为犯、举动犯，还是危险犯，只要实施相关的犯罪行为，都会产生犯罪所得，这里的犯罪所得是指因实施犯罪所造成的侵害，给行为人带来的相对利益的减损或灭失，从狭义上说，犯罪所得，或称为犯罪行为所得之物，是指因实施犯罪行为所获得的物质性利益，即财物，或“犯罪行为所得之物，即行为人实施犯罪前原本存在，而行为人实施犯罪行为取得了该物”。

　　在理论界，通说认为，刑法把本罪犯罪对象规定为犯罪所得及其产生收益，这里的本犯必须构成犯罪，这是罪刑法定原则的要求。现在，越来越多的学者开始认为，这里的犯罪所得并不要求本犯构成犯罪。有的学者认为，犯罪所得不宜理解为犯罪行为所得，而应理解为用犯罪方法所获得。其理由是：一方面，把这里明知是犯罪所得的赃物理解为行为人必须明知与赃物有关的本犯已经达到犯罪程度，实在强人所难；另一方面，实践中往往有这种情况，有的案件行为人一次或者相加收购的被盗物品数额很大，但盗窃行为人未被及时查获，或每起盗窃行为人均因数额不足较大而不按犯罪处理。

　　笔者以为，从关于本罪的性质来看，我国《刑法》将掩饰、隐瞒犯罪所得、犯罪所得收益罪规定为妨害司法的犯罪。所以，赃物罪使犯罪所违法形成的财产状态得以维持、存续，妨碍了公安、司法机关利用赃物证明犯罪嫌疑人的犯罪事实，从而妨害了刑事侦查、起诉、审判作用，侵犯了国家司法机关的正常活动。另一方面，国家的司法作用包括追缴赃物，将其中一部分没收、一部分退还被害人。就后者而言，该罪侵犯了本犯被害人对自己财产的追求权，扰乱了社会管理秩序。因此，不能因犯罪主体是未成年人缺乏有责性，而放任这种危害社会的行为。其次，我国《刑法》第13条规定：一切危害国家主权、领土完整和安全……及其他危害社会的行为，依照法律应当受刑罚处罚的，都是犯罪。其中“依照法律应当受刑罚处罚的”是修饰“行为”一词的，并不是指依照法律应当受刑罚处罚的人。我国《刑法》第312条规定的“犯罪所得”也宜理解为由违法犯罪行为得来的赃物，这样才能更好地实现立法目的，有力打击违法犯罪行为。再次，掩饰、隐瞒犯罪所得、犯罪所得收益罪是与本犯相关联的犯罪，本犯是否构成犯罪直接影响公安、司法机关是否需要侦查、起诉、审判等司法活动。因此，笔者并不否认其关联性，没有本罪就没有赃物罪，但本罪只是掩饰、隐瞒犯罪所得、犯罪所得收益罪的充分条件而非必要条件，两者之间更不能画等号。

　 四、小结

　　将此处的“犯罪所得”理解为违法所得，其积极意义有：一是增强了执法实践中的可操作性。在证据审查判断中，只要能证明行为人主观上明知是违法所得及其收益，客观上以窝藏、转移、收购、代为销售或者以其他方法掩饰、隐瞒违法所得及其收益，达到了一定的数额标准或有其他危害情节，则可综合考虑其他因素来定罪量刑。这样既保障了司法机关对刑事犯罪的追究，又减少了执法中的任意性。

　　二是保证了刑罚体系的完整性。将“犯罪所得”理解为违法所得，不但使追缴犯罪所得及其收益纳入到刑法保护的范围，而且使窝藏、转移、收购或代为销售除假币、毒品、枪支、弹药等一般违禁品的情节严重行为也有法可依。

　　三是体现了刑法规范的严肃性。将“犯罪所得”理解为违法所得，不仅与刑法总则第六十四条关于“犯罪分子违法所得的一切财物，应当予以追缴或责令退赔”的表述相一致，更有意义的是，它还体现了刑法第三百一十二条对司法机关追究刑事犯罪和追缴违法所得的完整法益保护。

　　本文所谈及的犯罪所得是较为微观的司法认定问题，但它必须从刑法解释的角度加以阐释后，才能对司法认定起到引领作用，对正确适用法律，实现个案公正，实现量刑公正应有一定的价值。


作者单位：江西省吉水县人民法院

辽宁省人民政府


辽宁省人民政府令第233号


　　《辽宁省农业植物保护办法》业经2009年6月24日辽宁省第十一届人民政府第25次常务会议审议通过，现予公布，自2009年9月1日起施行。



省　长　陈政高

二○○九年七月十一日



辽宁省农业植物保护办法



　　第一条 为了加强农业植物保护，预防、控制、治理农业有害生物危害，保障农业生产和农产品质量安全，促进农业可持续发展，根据国家有关规定，结合我省实际，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本办法所称农业植物保护，是指对农作物及其产品易产生危害的病、虫、鼠、软体动物、草和其他生物（以下简称农业有害生物）实施监测、预报、预防、控制、治理和与之相关的活动。
　　第三条 本办法适用于本省行政区域内农业植物保护工作。
　　第四条 省、市、县（含县级市、区，下同）农业行政主管部门负责本行政区域内农业植物保护工作，其所属的农业植物保护机构负责农业植物保护的具体工作。
　　财政、科技、气象、环保、工商和出入境检验检疫等部门按照各自职责，做好农业植物保护的相关工作。
　　乡（镇）人民政府负责组织做好本行政区域内农业植物保护的日常工作。
　　第五条 省、市、县农业植物保护机构应当配备具有植物保护专业或者相关专业大专以上学历的专职监测预报技术人员；乡（镇）人民政府应当配备具有中专以上相关专业学历的乡（镇）农业植物保护人员。
　　第六条 农业植物保护遵循预防为主、综合防治和灾害治理与农产品质量安全、环境保护并重的原则。
　　第七条 鼓励有关组织和个人开展与防治农业有害生物相关的科学技术研究，推广应用农业植物保护无公害技术及产品；支持单位和个人成立防控农业有害生物服务组织，开展农业有害生物的联防、联控；引导农民和农业生产经营组织（以下简称农业生产者）使用农业防治、生物防治、物理防治和其他非化学防治技术，预防、治理农业有害生物。
　　第八条 市、县人民政府应当将农业植物保护工作纳入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建立农业植物保护防灾减灾体系和农业有害生物监测预警网络。
　　第九条 省农业行政主管部门应当健全监测预报工作制度，建立全省农业重大有害生物预警系统，制定农业有害生物监测预报办法，保证信息畅通。
　　第十条 省农业行政主管部门应当按照农产品质量安全和环境保护的要求，根据本行政区域内农业有害生物的发生情况，制定科学用药技术规范和农业有害生物防治技术标准。
　　第十一条 省、市、县农业行政主管部门应当编制本行政区域内农业植物保护规划，制定农业重大有害生物和外来有害生物入侵突发事件应急预案，报本级人民政府批准后实施。
　　第十二条 省、市、县农业行政主管部门应当按照农业植物保护规划，建设农业有害生物监测预报站（点）和信息网络，设置测报仪器，完善试验检测、数据处理等设施，保障监测预报工作有效开展。
　　省、市、县农业行政主管部门应当向本级人民政府和上一级农业行政主管部门报告农业有害生物预警、预报及防治信息，并适时向社会发布。
　　其他组织和个人不得向社会发布农业有害生物预警、预报信息。　
　　第十三条 省、市、县农业行政主管部门应当按照国家规定的技术规范，在山区、平原和丘陵地带建立观测圃，观测农业生态环境。　　
　　第十四条 农业有害生物监测预报站（点）安装监测预报设施，或者因监测、预报或防治农业有害生物，需要进入农田、果园或者其他农业生产场所时，农业生产者应当予以配合。
　　实施前款行为给农业生产者造成损失的，应当予以补偿。
　　第十五条 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擅自拆迁农业有害生物监测预报站点，改变观测圃位置，占用、移动监测预报设施。确需拆迁、改变、占用、移动的，应当征求设置该站（点）、观测圃的农业行政主管部门和其上一级农业行政主管部门的意见。
　　第十六条 省、市、县农业植物保护机构应当按照农业有害生物监测预报办法，对本行政区域内农业有害生物进行监测，并将监测结果报其隶属的农业行政主管部门。
　　第十七条 省、市、县农业植物保护机构应当开展农业有害生物综合防治技术的宣传、培训工作，无偿提供咨询服务，指导农业生产者实施有效防治。
　　第十八条 乡（镇）人民政府应当宣传、普及农业植物保护知识，调查当地农业有害生物发生、危害情况，及时传递农业有害生物防治信息，指导、组织农业生产者防治农业有害生物。
　　村民委员会应当协助乡（镇）人民政府宣传、普及农业植物保护知识，传递农业有害生物防治信息，协助政府及有关部门调查当地农业有害生物发生及危害情况。
　　第十九条 气象台站应当及时向当地农业植物保护机构提供监测农业有害生物的公益性气象服务。
　　新闻媒体应当及时向社会发布农业行政主管部门提供的农业有害生物预警、预报信息。
　　第二十条 农业技术推广机构从省外不同农业生态区引进农业植物保护新技术和农药、药械新产品，必须进行试验示范，对其先进性、安全性、适用性进行评价后方可推广。
　　第二十一条 农业生产者应当依据农业有害生物预报防治信息或者发生情况，及时预防和治理农业有害生物。防治农业有害生物使用的农药，必须符合有关法律、法规及技术规范，避免或者减少对农产品和环境的污染。
　　第二十二条 农业生产者或者其他单位和个人，发现农作物遭受有害生物侵害，并具有迁飞性、暴发性和流行性可能的,应当立即向乡（镇）人民政府报告。
　　乡（镇）人民政府接到报告后应当立即向县农业行政主管部门报告，并协助农业行政主管部门做好调查工作。
　　第二十三条 农业重大有害生物灾害，按照下列规定调查、核实、认定：
　　（一）县农业行政主管部门接到报告后立即赶赴现场，经调查认为危险性较大、有可能蔓延的，立即向县人民政府和省、市农业行政主管部门报告；
　　（二）市农业行政主管部门接到报告后立即组织有关部门和专家进行核实，报省农业行政主管部门认定；
　　（三）省农业行政主管部门认为灾情严重、有继续蔓延可能的，立即报告省人民政府。
　　禁止迟报、虚报、瞒报农业有害生物灾情。
　　第二十四条 农业重大有害生物灾害认定后，发生地人民政府应当立即启动应急预案，并通报毗邻地区。
　　农业重大有害生物灾害发生地人民政府应急指挥部应当组织有关部门对灾区实施紧急救助，采取有效措施，控制、扑灭农业有害生物。
　　第二十五条 控制、扑灭农业有害生物需要使用航空器的，由航空作业单位按照县农业行政主管部门的要求提出作业方案，报航空管制部门批准后组织实施。
　　航空作业区所在地人民政府应当提前公告作业范围、时间，并做好准备工作，保障作业安全。
　　第二十六条 控制、扑灭农业重大有害生物灾害所需资金、物资，由人民政府统一组织调配，所需物资可以依法征用。被征用物资在灾害解除后予以返还；造成消耗或者毁坏的，予以补偿。
　　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截留、挪用调配、征用的物资。
　　第二十七条 违反本办法，有下列行为之一的，由农业行政主管部门责令改正，处500元以上1000元以下罚款；给他人造成损失的，依法给予赔偿；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一）侵占、破坏农业有害生物监测预报站（点）、观测圃和监测预报设施的；
　　（二）非法向社会发布农业有害生物预报防治信息的。　
　　第二十八条 农业行政主管部门和农业植物保护机构及其工作人员有下列行为之一的，由其所在单位或者上级主管机关对有关负责人和其他责任人员给予行政处分；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一）发布农业有害生物预报防治信息不实的；
　　（二）虚报、瞒报农业有害生物灾情的；
　　（三）截留、挪用预防、控制农业重大有害生物专项资金和物资的；
　　（四）未及时组织采取控制和扑灭措施，给农业生产造成重大损失的；
　　（五）其他徇私舞弊、滥用职权、玩忽职守的行为。
　　第二十九条 本办法有关控制、扑灭及救助条款，适用于农业植物疫情的控制、扑灭及救助工作。
　　第三十条 本办法自2009年9月1日起施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