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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当程序的适用及其宪政意义

王胜宇


　　一、正当程序的适用
　　在国内外学者以及美国法院的司法实践中，通常按照保障方式的不同，将正当程序分为程序性正当程序和实质性正当程序。程序性正当程序，也就是正当程序最初的涵义，根据《布莱克法律词典》的解释，它的含义是：任何其权益受到判决结果影响的当事人，都享有被告知和陈述自己意见并获得庭审的权利，即专注于政府政策执行的程序和方法，保证政府施加管制或惩罚的过程的公正性。
　　而实质性正当程序，依据大法官菲尔德的观点，指的就是每个美国公民享有的权利中，包含一项受实质性正当程序保护的权利，即在对这项权利进行法律程序的规范和限制时，除非对所有人都一样，这项权利将不受到任何限制。也就是说，实质性正当法律程序是对联邦和州政府部门立法权的一项宪法限制，即“对行使政府权力做什么加以限制”，“同法律的内容有关”，主要限制立法部门。它是指一项“不合理”的法律，即使是恰当地通过了，恰当地实施了，仍是违宪。它要求任何一项涉及剥夺公民生命、自由或财产的法律不能是不合理的、任意的或反复无常的，而应符合公平、正义、理性等基本理念。
　　无论是程序性正当程序还是实质性正当程序，在具体适用时都有一定的基本要求。前面已经探讨过，最初的正当法律程序也就是程序性正当法律程序起源于自然法中的自然公正原则。自然公正有两个基本要求：一是任何人不得与自己有关的诉讼案件中担任法官；二是法官在制作裁判书时应当听取双方当事人的意见，并给予所有与案件有关的利害关系人以充分陈述的机会。那么，程序性正当程序在早期自然也就遵循这两个基本要求。然而，1932年英国大臣权力委员会又提出两项新的自然公正原则：第一，无论处理争议的程序是司法性质的还是非司法性质的，争议各方都有权了解作出裁决的理由；第二，如果对负责调查的官员所提出的报告草案提出了公众质询，那么争议各方有权得到该报告的副本。在这之后美国的戈尔丁又提出了正当程序应具备的三大方面九项原则，即第一，中立性。包括(1)与自身有关的人不应该是法官；(2)结果中不应含有纠纷解决者的个人利益；(3)纠纷解决者不应有支持或反对某一方的偏见。第二，劝导性。包括：(4)对各方当事人的诉讼都应给予公平的注意；(5)纠纷解决者应听取双方的论据和论证；(6)纠纷解决者应只在另一方在场的情况下提取一方的意见；(7)各方当事人都应得到公平机会来对另一方提出论据和证据作出反响。第三，解决。(8)解决的诸项条件应以理性推演为根据；(9)推理应论及所提出的论据和证据。而在日本的谷口安平则认为程序公正的基本因素有：参与、可信、尊重和中立等等。
那么，根据这些正当程序的基本要求，正当程序对公民财产权利和其他基本权利的保障则体现在各个不同的法律领域：
　　1.在刑事程序上的适用。 美国的刑事诉讼制度中，为确保被告人免受警察不当行为的侵害，免受检察官滥用权力行为的侵害，确保审判程序的公正性，并在此基础上解决被告人与国家之间发生的争议和冲突，美国法院采取了对抗制的形式。然而，在现代刑事诉讼中，作为国家和社会利益的代表的检察官与被告人在地位和对抗能力上是很难达到平等的，所以，正当法律程序就成为了刑事诉讼中维护被告人尊严、隐私、自由不受无理侵犯以及确保控辩双方在诉讼地位和对抗能力上平等的重要手段。
　　对此，许多美国学者都将宪法前十条修正案所包含的程序内容视为正当程序的法律要求，它可以包括保证被告人程序权利的一切规定：诸如人身、住宅、文件和财产不受无理搜查和扣押的权利；由犯罪行为发生地的公正陪审团予以迅速和公开审理的权利；不得因同一犯罪行为而受两次生命或身体危险的权利；不得在任何刑事案件中被迫自证其罪的权利；获得律师帮助为其辩护的权利；被告知控告性质和理由的权利；以强制手段取得于被告人有利证据的权利；与对方证人对质的权利；不得被课以过多保释金和过重罚金的权利；不得被施以残酷和非常刑罚的权利等。
　　此外，非法逮捕，刑法条文的意义含糊不明、控告的罪名不明确、剥夺被告答辩自卫的机会，也被认为违反正当法律程序。
　　在具体适用的情况中，审判前阶段、审判阶段以及审判后阶段的执行阶段被告人都享有不同程度的正当程序的保障。
　　总之，在美国长期的司法活动中，正当法律程序对于保障被告人的基本人权和维护刑事诉讼程序的公正性起到了重要的作用，同时也体现了美国刑事诉讼中对抗式的重要特色。
　　2.在行政程序上的适用。 在美国宪法修正案的正当程序原则要求在行政立法时，应明确规定非法或被禁止的行为，同时必须符合宪法的要求。但大部分场合行政机关将自己的规则和规章作为审查其行政职能的标准，因此，正当法律程序对行政机构行动的司法审查则成为必不可少的环节。
　　首先，行政程序中的听证制度就是一项很好的保障。美国的《行政程序法》第四节就规定，制定规则的听取意见必须公布，以便有利害关系的当事人有参加机会。这是因为，行政机构的行政职能主要是针对个人制定规则并将其适用，而当行政机关行使职能涉及到个人权利的影响时，正当程序就要提供必要的保护。行政程序中的听证制度，就是正当程序保护公民个人权利的体现。而且，宪法要求的听证是指公平的听证，在至少是当前一般水平公正的法庭之前举行。不仅必须有提供证据的机会，而且要知道反对方的主张和会见他们。但值得注意的是，第五条修正案不要求在每个可能的政府侵害个人利益的案件中都有一个审判式的听证。对于听证的形式，法院在不同的判例中又不同的解释。
　　其次，正当程度在对行政机构裁决的事实方面的审查时，也采用了较低的证明标准。这种证明标准既低于刑事诉讼的“排除一切合理怀疑” 标准，也低于民事诉讼中所要求的“优势证据”证明标准。该标准要求当事人提出的证据资料必须使法官或陪审团确信其存在或成立的可能性大于不成立或不存在的可能性，也即信其有的可能性大于信其无的可能性。这一较低的审查标准对于保护公民的个人权利给予了很大的范围和空间。
　　最后，正当程序对行政程序的审查也是有一定限度的。就军事法院和军事委员会的程序受正当程序审查的限度问题就存在分歧。但最高法院还是更倾向于对军事事项作有限审查，在涉及军事法庭或者战时法院是否对每一个申请人的主张都做了公平的考虑时，认为属于军事法院司法权之内的行为是不可审查的。
　　3.在民事程序上的适用。正当程序权利的保障体现于民事程序中，也是民事诉讼制度的基本要求。其主要体现如下：　
　　①陪审团制度 美国宪法第七条修正案规定：“普通法方面的诉讼，其争讼的价值超过20美元者，有享受陪审团审判的权利。凡经陪审团审理的事实，除非依照普通法的规定，不得在合众国的任何法院再加审理。”这一规定是联邦民事诉讼中陪审团参加庭审的最直接的宪法依据。联邦民事诉讼规则据此规定：“美国宪法第七条修正案赋子当事人的陪审团审判的权利或美国其他制定法赋予当事人的陪审团审判的权利神圣不可侵犯。”
　　根据第七条修正案的规定，民事诉讼中适用陪审团审判的范围必须是依照普通法的诉讼请求。宪法的这一规定表明，陪审团审判并不是所有的民事诉讼案件的当事人所平等享有的一项宪法权利。确定当事人是否享有陪审团审判的权利时，首先需要确定其诉讼请求是属于普通法还是属于衡平法，还要考虑两个因素，包括案件的性质和当事人的意愿。
　　陪审团制度不仅体现了正当程序在民事程序中的保障，而且也集中体现了美国民事诉讼制度的特色，即当事人主义和对抗制的实质。
　　②管辖权问题 除陪审团制度以外，有关正当程序对“法院须对特定的财产或特定的当事人具有使其承担责任的权力”这一要求，管辖权问题也是民事诉讼中正当程序保障的重要方面。就这个要求，法院对案件是否具有管辖权，需要符合“最低限度联系”，这是最高法院在20世纪40年代的“国际鞋业公司诉华盛顿州案”中所确立，并随之成为正当程序要求的重要内容。可以说，最低限度联系要求也就是正当程序要求。在这里，最低限度联系是指被告有目的的针对法院所在地州实施了某种行为，在被告与所在地州无实际的最低限度联系的情况下法院对被告行使管辖权，就违背了正当程序要求。
　　③听审机会 听审机会也是正当程序要求保障的重要内容，应该说是民事诉讼程序的最基本部分。与美国刑事诉讼不同，民事诉讼中的当事人主义和对抗制特征，使当事人需要在陪审团或法官面前提供证据、陈述理由、与对方当事人充分对质和辩论以达到揭示事实、定纷止争的目标。各州的民事诉讼立法都明确给予被告答辩权、证据开示权、参加庭审权等以切实保障被告听审的机会。
　　二、正当程序的宪政意义
　　从正当程序在不同法律领域的适用之中，可以看出其重要的宪政意义：
　　首先，美国宪法中的正当法律程序确立了以程序制约权力的原则，即不论何种权力的行使都必须遵循正当法律程序。在这一原则之下，美国的立法权，行政权，司法权都受到不同程度的制约，与之相应的公民权利就得到了很好的保障。有人说，美国的正当程序已经成为“各种人权的守护者”。因此，正当程序是实现对政府权力制约和公民权利保障的重要途径。
　　其次，美国宪法中的正当法律程序是美国宪法维持稳定性的保证，也是其宪政发展的途径和动力。正当法律程序在美国宪法中虽然只有两条条文，但是却增强了宪法的权威，尤其是在其司法适用中，不断的演绎，发展和完善，使得美国宪法在保证其基本条文不变的前提下，成为一部“活的宪法”。也就是说，美国宪法中旧的形式依然存在，而新的内容却在不断扩展。这对美国的宪政发展无疑是起到了巨大的推动作用。
　　最后，美国宪法中的正当法律程序也是法治实现的保障。法治是静态的规范和动态的运作的有机结合。从静态的规范来说，法治所需的“良法”首先取决于正当的立法程序。从动态的运作来说，法治的“治”是法的运用与执行的程序问题。而法治的关键是治权，因此，正当的程序通过对政府行使权力时的制约，保障了法治的实现。正当程序不仅是建设法治的起点，也是法治运作的保障。


北安市人民法院 王胜宇
从伊拉克战争看国际法上的自卫权的发展

王 磊*

［摘 要］自卫权是一个国家的自然权利，也是所有国家尊重其他国家领土主权的一般性义务的例外。美国借口行使自卫权而对伊拉克发动的战争是对现存的联合国集体安全体制和关于自卫权的实施条件的挑战。其行为是违反现行的国际法的。但是，由于现代军事科技的高速发展，武力的威胁也成为影响一个国家安全的潜在危险。因而有必要在自卫权的条件上适当扩大，更好地保护国家的安全权利。而在设定此条件的时候必须在联合国的集体安全框架之内，以防止有关国家对此权利的滥用。

［关键词］伊拉克战争 国际法 自卫权 发展

一、伊拉克战争中的美国“先发制人”的自卫权

（一） 美国“先发制人”的自卫权由来
随着伊拉克战争的结束以及萨达姆的被俘，美国的“先发制人”的战略思想似乎取得了“完全”的胜利。但是，事实上并非如此。迄今为止，美国虽已基本结束了在伊拉克的战事，但具有讽刺意味的是，美国发动对伊战争的理由，即伊拉克存在大规模的杀伤性武器，却一直未能找到令人信服的充分证据。这就引发了国际社会对这场战争的正当性以及美国的“先发制人”的策略是否符合现有国际法的质疑。
考察历史，“先发制人”思维的实践由来已久。例如，1981年，以色列突然轰炸了伊拉克境内的一座核反应堆。其理由是以色列认为该反应堆将用于制造攻击以色列的原子弹，因而，以色列有权行使预先性自卫权来摧毁此反应堆。但是，联合国安理会全体一致通过决议谴责以色列的这一行动，明确拒绝了以色列的这一理由。再如，1986年,美国援引预先性自卫作为它反对国家支持的恐怖主义行为的理由。1986年4月，西柏林一家舞厅发生爆炸事件，44名美国军人受伤，1名美军死亡。美国认为这是利比亚支持的针对美国的恐怖活动。于是，美军航母舰载机和远程轰炸机攻击了利比亚的两个城市的黎波里和班加西，使利比亚的防空系统陷入瘫痪，并摧毁了多处兵营和军用机场。当时的美国总统里根发表广播讲话说，此次行动是一次“先发制人的行动”，是一次“完全符合《联合国宪章》第51条规定的任务”。美国在给联合国秘书长的信中称此次行动是“对利比亚政府进行中的一次攻击的回应。”英国、以色列和南非对美国的此次行动表示支持，但法国批评这是一次报复行动。英国国际法学家布朗利教授也认为，美国的此次行动不属于合法的自卫，而是一次报复行动。
2002年9月20日出台的《美国国家安全战略报告》，首次把“先发制人”战略正式纳入美国21世纪国家安全战略之中，强调美国将在威胁完全形成之前就采取行动，向恐怖分子和敌对国家发动主动进攻，消除威胁，确保美国绝对安全。这一新安全战略思想的出台是基于适应美国国家安全面临的新威胁，特别是为了应对国际恐怖主义组织、庇护恐怖主义国家和所谓“无赖国家”对美国构成的威胁提出的。美国“先发制人”新安全战略的核心是强调在针对美国的威胁形成之前，就采取主动措施打击它认为可能是威胁源的恐怖势力及庇护或从事恐怖活动的国家。 美国的“先发制人”的战略标志着美国正在放弃其冷战以来执行了几十年之久的“威慑和遏制”的战略，这一转变将根本改变美国的战略决策思维，并将对国际社会、国际法以及联合国集体安全体制构成巨大的威胁和挑战。
（二） 国际社会对美国“先发制人”自卫论的态度
国际社会对美国“先发制人”自卫论的态度和评价基本是以反对的为主。从撕毁《反导条约》而致力于发展导弹防御系统，到“邪恶轴心”论，再到“先发制人”战略，布什政府的这种单边主义行为不但有损联合国的权威，危害国际社会的和平与稳定，而且也越来越引起世界各国的反感。联合国秘书长安南在2002年9月12日举行的联合国第五十七届会议上强调，在多边体制中，我们这个世界组织占有特殊的地位。任何国家如果遭到袭击，根据《宪章》第五十一条都拥有自卫的固有权利。但在超出这个范围之外，在国家决定使用武力来对付国际和平与安全面临的更广泛威胁时，只有联合国才能为其提供合法性外，而没有任何可替代的其他办法。 与联合国安理会1981年对以色列用“先发制人”的方式攻击伊拉克的行为的谴责相联系，充分表明了联合国对此问题的态度，即只有取得联合国的授权才是合法的。
在美国的欧洲盟友中实际上只有英国坚决支持美国，充当着美国先发制人战略的急先锋，而德国总理施罗德甚至称布什是希特勒。在2002年10月23日中国报道记者对澳大利亚前总理的采访中，他也指出:“要组成一个强有力的国际联盟来反对恐怖主义，强烈反对以单边行动打击伊拉克，因为这将是对国际反恐联盟的一个重大打击。” 美国总统布什9月12日在第57届联大上发表讲话说，如果联合国不能采取措施迫使伊拉克执行联合国安理会有关决议，那么，对伊采取军事打击行动将是“不可避免的”。布什此言一出，联合国秘书长安南即对美国是否有权对伊宣战表示质疑。他说，对于伊拉克问题，根本的一点是要采取多边的、而不是单边的行动。欧盟轮值主席国丹麦首相拉斯穆森代表欧盟说：“欧盟决心支持联合国努力解决伊拉克问题。” 因此，从总体而言，欧盟对于美国的“先发制人”的战略是持反对态度的。
而中国对此问题的态度也很明确，中国政府认为，国家的主权和领土完整是每个国家的根本性权利。任何国家在处理国际关系中的问题时，都要遵循《联合国宪章》的宗旨和原则。对于有关的国际争端和问题应该在联合国安理会的有关决议的基础之上，通过政治和外交手段和平解决，而不应当诉诸武力或者用武力进行威胁。

二、美国“先发制人”自卫权的现实违法性

美国“先发制人”的自卫行为是对即将到来的武力攻击采取先发制人或预先性军事打击的行为，因此该行为又被称为预先性自卫。这种行为是违反《联合国宪章》和其他有关的国际文件的。
《联合国宪章》第51条规定：“联合国任何会员国受武力攻击时，在安全理事会采取必要办法，以维持国际和平及安全以前，本宪章不得认为禁止行使单独或集体自卫之自然权利。会员国因行使此项自卫权而采取之办法，应立向安全理事会报告，此项办法于任何方面不得影响该会按照本宪章随时采取其所认为必要行动之权责，以维持或恢复国际和平及安全。” 上述第51条中严格规定了国家行使自卫权的条件：一是单独或集体的自卫是国家的自然权利，即主权国家固有的权利；二是自卫的前提是国家受到他国的武力攻击；三是自卫权的行使是在受到武力攻击之后，安理会采取必要办法之前，如果安理会已经采取或正在采取必要行动，自卫权的行使不得影响安理会的权责；四是会员国应将其采取自卫的办法立即向安理会报告。 因此，关于自卫的前提和时间，《联合国宪章》的条件是限定“受到武力攻击时”。而对于何谓“受到武力攻击时”，应理解为该国受到的是实际存在的武力攻击，并且只能是在受到武力攻击之时和之后，联合国安理会采取必要的办法之前。但是，《联合国宪章》第51条并没有规定国家可以因遭到武力威胁而进行武装自卫。因此，美国的“先发制人”的行为是违反《联合国宪章》的。
关于自卫的前提和时间，其他的有关国际法律文件也支持上述观点。例如，《北约组织宪章》第5条也要求国家行使“单独或集体的自卫权”以受到“武力攻击”为前提。1949年《国家权利义务宣言草案》的第12条规定：“各国受武力攻击时，有行使单独或集体自卫之权利”。1955年万隆《亚非会议最后公报》称：“尊重每一国家按照《联合国宪章》单独地或集体地进行自卫的权利”。1987年联合国大会通过的《加强在国际关系上不使用武力或进行武力威胁原则的效力宣言》宣布：“依照《宪章》规定，各国受到武装攻击时有单独或集体自卫的固有权利”。 此外，在国际法学界对于什么情况构成合法的自卫有一些权威的观点。其中之一就是在1837年著名的“加洛林案”（Caroline case）中形成的“加洛林规则”。在该案中，美国国务卿韦伯斯特提出自卫的必要性必须是迫切的、压倒一切的，并无别的选择，而且也没有时间来进行周密的考虑之情况下进行的。这种对抗措施必须既不能是不合理也不能是过分的。
从以上论述可以看出，现在国际法的主流观点是一个国家行使自卫权必须要符合《联合国宪章》和其他有关的国际法律文件的规定。只有按照规定的程序和条件才可以行使自卫权，否则即是非法的行为，实施国还应当承担相应的国家责任。美国的“先发制人”或者“预先性”的自卫是将只有在“受到武力攻击时”才能使用自卫权的观念，转为“先发制人”或“预先性”的武装进攻。这就是把原来较为客观而明确的标准，变成了完全可以自由裁量的主观标准。这样的结果就很容易导致武力的滥用。因此，笔者认为美国的“先发制人”的自卫是违背现行的国际法的。美国对于其行为给伊拉克带来的相应损失也是应当负国家责任的。

三、联合国自卫权的现行条件的缺陷和完善

现行的国际法是否定“先发制人”的自卫的，即对于存在对本国的武力攻击的威胁的情况下的自卫。但是，随着当今科学技术的迅猛发展，一个国家想要对另一个国家进行打击可以在极短的时间内发动，而另一国家在得到确实进行攻击的情报或存在严重威胁的情况下，要求其必须等到武力攻击开始之时才可以进行自卫就难免有欠合理之处。
《奥本海国际法》（第九版中文译本）认为，“虽然预先性自卫行动通常是非法的，但是，并不是在一切情况下都是非法的，问题决定于事实情况，特别是威胁的严重性和先发制人的行动有真正必要而且是避免严重威胁的唯一方法；预先性自卫可能比其他情形更加需要符合必要和比例的条件。在现代敌对行动的条件下，一国总是要等待武力攻击已经开始后才采取自卫行动，是不合理的。” 德国的马兰祖克教授提出，“面对明显即将发生的来自他国的武力攻击，在所有可利用的外交手段皆已用尽之后，作为一种严格限制的例外，预防性自卫权是存在的。” 我国的著名国际法专家王铁崖教授在其著作中也认为，在原则上，自卫权行使的前提不包括武力威胁，除非武力威胁到了不采取武力不能消除的程度，然而也只能作为自卫的例外。
因此，笔者认为要分析美英对伊拉克战争的是否合法，必须看其对自卫权的行使是否符合国际法的有关规定。依上所述，这场对伊战争显然是违背现行的国际法的。但是，由于随着苏东巨变以及世界经济和科技的高速发展，联合国的作用也发生了很大的变化。而国际法也是一门不断发展的学科，以往对于一些国际法概念的理解也是随着世界的发展而相应变化的。在当今世界，诸多国家拥有核武器，核技术或者其他先进的武器，使得其他国家面临一种潜在的危险。如果必须要求一国只有在受到武力攻击时才行使自卫权，则有可能贻误时机，甚至面临亡国的可能。因此，笔者认为应当允许该国面临严重威胁并且只有预先采取行动才是避免这种严重威胁的唯一方法时，可以行使自卫权。但同时，又暴露另外一个问题，即应该由谁来判断这种威胁的严重性。
关于这个问题，《奥本海国际法》（第九版中文译本）认为，“在实践中，每一个国家先自行判断自卫的必要是否已经发生。” 我国著名国际法学家周鲠生先生在“战争权之法律的限制”一文中指出，“依《非战公约》谈判者凯洛格的说法，关于自卫战争，国家自己是唯一的判断者。而美国元老院外交委员会的报告也是同样的说法。” 但是，如果把对于自卫必要性的判断权完全交给国家，也会使得国家在进行判断的过程中过于主观，从而可能滥用自卫权并对其他主权国家造成侵犯。因此，十分有必要由联合国安理会来最终判断是否符合自卫权行使的条件。正如《奥本海国际法》（第九版中文译本）所指出的，“除非取消自卫观念作为法律概念，或者听任自卫概念被用为掩盖故意违反法律的行为，自卫行动的合法性问题适宜于也应该最后由一个司法权威或一个政治团体（如联合国安理会）予以断定。如果有关国家拒绝将这个问题交付公正决定，或不遵守公正决定，这种情形就可能是在自卫行动的伪装下违反国际法的初步证据。”
对于这个问题，有的学者认为可以将国际法上的自卫权与国内刑法中的正当防卫相对比，认为可以借鉴刑法上属于防卫错误的两个概念：假想防卫和防卫不适时 。但是，笔者认为国际法与国内法是不同的。国际法主要解决的是国家与国家之间的关系，主要是针对国家而言；而国内刑法主要是针对自然人（也有的国家还包括法人）而言。如果在国内刑法的层面赋予自然人可以在符合某种条件的时候对确实预见到的危害进行防卫的话，那么这种权利在现实中是及其容易被滥用，也无法为行使这种特殊的权利而设定相应的监督机制，而且对他人的合法权利也是一种非常不可预见和潜在的危险。但是，在国际法层面就有所不同。国家若采取某种国家行为，其决策本身需要一定的时间。并且，现存的联合国等国际组织是可以通过某种方式对其进行必要的监督。这比国内机关对自然人的监督要更具可行性。
在处理这类国家与国家之间的关系中如何应对潜在的威胁方面，笔者认为倒是可以借鉴WTO中有关保障措施的行使条件。根据《保障措施协议》第二条的规定，“一成员只有进口产品数量增加而对生产同类或直接竞争产品的国内产业造成严重损害或严重损害威胁时，方可对该产品实施保障措施。” WTO作为国际法的一部分，是主要解决国家、地区和一些经济组织（如欧盟）相互间的贸易方面的问题，推动世界的贸易自由化。这与刚才谈到的国家安全方面的问题是有其共性的。其主体是基本一致的，也都是解决与国家利益密切相关的问题，即一个是经贸问题，一个是安全问题。任何一个问题都存在现实损害和潜在威胁的可能性，而且两个潜在的威胁都极易转化为现实的损害并造成难以弥补的损失。因此，笔者认为，既然在国际经贸领域允许国家对“严重损害或严重损害威胁”采取某种措施，当然也应该允许国家在安全方面存在“遭到武装侵袭或武力威胁”的情况下采取某种预防和避免措施，以防止酿成无法挽回的巨大损害。当然，对后者的采取措施的条件的设定应当慎重。因为，这种权利一旦被滥用将有可能造成对另一国的侵略。
在设定这项可以对针对国家的潜在威胁行使自卫权的条件时，笔者认为在联合国现有的条件基础上，可以设定相应的报告程序。当国家欲行使此权利时，必须先行向联合国安理会报告，在得到许可后，方可行使对潜在威胁的自卫。并且，该权利必须在联合国的专员监督之下实施，以保证在实施过程中的滥用权利和自卫权行使限度的问题。当然，加上经过联合国安理会许可通过这个程序有可能延误时间而造成对该国的损害。但是，这是极其必要的。因为，这是防止国家对该自卫权滥用的现行唯一可行的办法。在设立专门的国际机构以及更有效地均衡权利的授予和权利滥用的机制被创造出来以前，这是最具可行性的。

四、结 论

美国所实施的“先发制人”战略，而抛开联合国，自己采取行动是对联合国基本使命的挑战，是对联合国集体安全体制的挑战，但同时也是对联合国加强自身机制的机遇。
联合国应切实面对当前国际形势的变化，尤其是全球化带来的一系列国际安全问题的影响，适当扩大对于行使自卫权条件的解释，同时也应当建立相应的决策和监督机制以防止国家对此种自卫权的滥用，以避免国家以行使自卫权为借口推行强权政治、侵犯他国主权和任意干涉别国内政或其他非法目的。另外，联合国也应当加强安理会的作用，更加积极地维持国际和平与安全，制止武力的发生，抵制单边主义的形成。
总之，作为国际法的“禁止使用武力或武力威胁”原则的一个例外，国家可以单独或集体行使的自卫权的前提必须是在受到武力攻击或威胁之时，并且必须得到联合国的授权或许可。而这个前提的有关实体和程序方面的内容还需要在国际法范围内进行切实有效地发展和完善，并且进而强化其强制力和约束力。而作为一个总的要求就是必须在联合国的集体安全体制框架之下。只有在此基础之上，各个国家团结一致，相互合作，才有利于更加有效地防止少数国家滥用自卫权，维护国际社会的安全，促进世界经济的发展，使世界真正建立一个和平、稳定、互助、合作的国际秩序。


Abstract: The right of self-defense is an inherent right of the country, and is exception of the general obligations of all the countries to respect for the territorial sovereignty of other countries. USA has excused itself from warring against Iraq by implementing its right of self-defense, which is a great challenge to the collective safety system and the conditions of implementing the right of self-defense under the present UN Charter. And the war against Iraq violates the existing international laws. Owing to the high-speed development of modern military technology, the thread of force is becoming a potential danger greatly affecting the safety of the country. Thus, it is necessary to enlarge the scope of implementing the right of self-defense in order to better protect the right of safety of the country. It is very important and necessary to design the enlargement of the scope in the collective safety system of UN for preventing the abuse of the right of self-defense by relative countries.

Key words: Iraq war, International law, Right of self-defense

* 作者系中国政法大学2002级国际法硕士研究生。

参考文献：